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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地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这些军事力量开始实践一种“战争新样式”，而且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并改进了许多技术装备，但是他们使用的许多关键的武器装备都是定型于越南战争或更早的战争时期。当然，关于战备和领导的一些最重要的教训主要来自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失败。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战争新样式”是建立在新旧战争能力的恰当融合上。
美国确实实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新样式”的许多要素，正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制订的军事力量改革的相关文件和证明所提到的一样。伊拉克战争的经过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军事力量通过作战分别达到《四年防卫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六个目标：
一是保卫美国本土和其它军事行动基地安全，清除敌核、生、化武器和运载工具；
二是不给敌人庇护所，剥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他们的跑和藏的能力；
三是在遥远的战区规划和建设军事力量以应付面临的威胁；
四是在太空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
五是进行有效的情报活动；
六是使用情报技术提供美国联合作战力量通用行动图。
伊拉克战争的进行遵循的许多军事原则出自一开始就提到的“拉姆斯菲尔德学说”，尽管各新闻机构对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表述各有侧重。
一份报告将其描述着重于“精确闪击战”，强调：
一是快速机动、部队轻装，这样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投入战斗；
二是弹性决策，保证战场部队对形势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三是陆、海、空、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
四是运用战略空中力量对数百个目标发动同时攻击；
五是将高技术应用于“灵巧炸弹”和战场情报收集。
另一家新闻机构将拉姆斯菲尔德学说描述为：
一是由文职人员调整战争计划及其实施；
二是速度和机动；
三是弹性实施；
四是着重运用特种作战部队、大规模空中精确打击、诸军兵种联合或整体作战；
五是应用更新的技术装备，如利用无人机提供战场实时图像。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军队改革办公室主任在总结伊拉克战争教训时没有提及任何拉姆斯菲尔德学说，他表述了如下内容：
一是网络中心战的运用增加，及其通过空地作战和动态作战等新形式所表现出的作用，他把被更好的传感器和情报信息网、迅速决策、相对独立多战场的驾驭能力推动的这一过程称为没有前沿的战场；
二是在网络中心战中需要更多的接续性；
三是所有的非直接火力方式，火炮支援、近距空中支援和空中战场遮断等，要增加有效运用、相互促进；
四是在战场尽可能减少对直升机垂直空运的依赖；
五是提高对特种部队和地区性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有能力与当地友军共同作战，提供更多像特种作战部队一样的力量保障情报、侦察、监视系统；
六是联合作战计划还需要进一步修订，特别是编写一部透彻的联合作战理论学说和为军队改革制订一幅路线图；
七是进一步增强战略机动性，尽可能提高海上运输和飞船运输的速度；
八是指挥控制速度要进一步提高。
实际上，许多过去的观点看法表明如“拉姆斯菲尔德学说”报告描述的概念和原则很大一部分源于军方观点，这些观点早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之前就有了。一个例子就是联合参谋部制订的一系列联合构想战略的文件，与此相关的就是联合参谋部编写的《2020年联合构想》，它发表于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在谈论文官创新而军队保守之前，有必要提一下《2020年联合构想》中强调的作战行动的四种观念，这四种观念看来与伊拉克战争计划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军队改革目标非常相似：
一是机动优势；
二是精确攻击；
三是聚焦式后勤；
四是全维防护。
其它重要观点像网络中心战和通用的术语“军事革命”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的前十年就提出来了。全维同步攻击或“平行作战”思想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效果中心战”的许多思想运用于科索沃战争，“联合反应力量”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提出来的。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在担任参议院议员和国防部长期间都曾提倡扩展特种作战部队的任务范围。
像“精确闪击战”的思想基础是古老的运动战，新军事强调的“绝对优势”是18世纪欧洲战争思想，那个时代强调运用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联合优势达成战争目标——通常不需要使用战争。
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来看，伊拉克战争更像是一次进化性而非革命性的战争。联军“闪电般的”胜利是以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极度不均衡为基础的，必须思考战争新样式是“新”在哪里了。标题“精确闪击战”可能是新的，但这种思想与战争同样古老。
总之，伊拉克战争中所运用的新的技战术和着眼于未来作战的军队改革都是经历了数十年发展的。如果说美国在最近10年军事发展速度非常迅速的话，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的外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很多美国人忘记或根本不知道目前军事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美国的“战争新样式”是相对保守的。它从来不会裁掉公认的军队单元直到有更新的来取代它，它是新旧作战方式的融合，是经过评估和运用的。
五、“鲍威尔学说”与“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争论
思考“鲍威尔学说”与“拉姆斯菲尔德学说”，已经成为战争计划和军队改革的一部分，看起来更像是提出不相干的事实或论点，以分散对主题的注意力。它与伊拉克战争中的实际军事行动的细节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争论是鲍威尔喜欢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更多运用传统的军事行动方式，而拉姆斯菲尔德侧重于用小规模的部队，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
这种争论又一次反映了美国军队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许多文职顾问之间争论仍存在，主要是关于军队改革的速度和道路方式的选择。这反映了拉姆斯菲尔德等文职官员和军方在许多其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其中军方认为对方是刚愎自用，对军队的意见置之不理，而拉姆斯菲尔德等人认为对方是过于官僚的军事，不愿面对形势变化的需要。
这也反映了一种支持鲍威尔和支持拉姆斯菲尔德之间更广的政治争论，这种争论针对各种各样与伊拉克战争几乎没有关系的问题，这是政客之间钩心斗角。
实际上，将用于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称为“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
一是战争的军事力量规模不是拉姆斯菲尔德一开始要求的；
二是国务卿鲍威尔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战争计划和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实施的军队改革计划的意见。鲍威尔惟一可能早就知道的是他感到伊拉克战争计划使用的兵力是否充足。这很难说是一场争论，很可能是发言人将自己的话带上了国务卿的帽子，那根本不是什么“鲍威尔学说”。
此外，国务卿鲍威尔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曾协助开创许多美国军事技战术的改革，使海湾战争胜利成为可能。他支持1991年的战争计划，那是划时代的创新。在冷战结束后他曾帮助美国进行主要军事力量的削减，这都表明他是支持革新的，并不是一个固执地坚持教条的人。
第三是伊拉克战争不可能用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那种军事革新的方式来打。这种军事革新还没有在来年的防卫计划中正式宣布，它只能等2004财政年度的防卫预算的资助下才正式开始实施。这种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改革后的军事力量至少要5…7年才能形成。
第四是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都有改革考虑，还没有具体的学说和长期力量改革计划，只能是服从或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尚未确定的军队改革计划。
第五，当把“鲍威尔学说”讨论的一些内容与美国军队的领导人的观点相联系看，军队的计划是最空洞的。美国陆军打击旅——陆军首先努力使其更轻型化、更易于部署——并没有完全准备使用在伊拉克战争。此外，他们主要用于打击的对象不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重型坦克部队，而且与任何“鲍威尔学说”和精确打击力量无关。
迄今为止，美国军队远没有能够为其未来战斗系统清楚地制订一个军队方案，未来作战系统还在提出无尽的要点和具体军种、设备、费用。甚至根据军方自己提出的，更宽的概念的军队改革方案直到2010…2020年的某个未确定的时间才能实施。
围绕关于“战争新样式”争论的问题和任何主要军种计划决策都是非常严肃的。围绕个人学说没有任何具体争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都没有为个人目的公开发表相互对立的意见。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讨论需要美国战略和防卫计划的制订者参加。美国武器在发展战争新样式方面的成功，并且赢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没有借口说是任何形式的 “胜利主义”。美国还是易受不对称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攻击。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没有很好的答案，先发制人的攻击或“首次攻击”能够引起可怕的地区冲突。
任何胜利的定义都无法忽略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摧残，对财、物的消耗。它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
美国在未来任何一场与北朝鲜或俄国、中国对抗的战争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美国有能力发动和赢得战争的胜利绝非是靠较量通过国家建设和和平调解赢得和平的能力。它“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主要依靠地区联盟网和坚持全球政治支持的良好平衡。
围绕伊拉克战争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批评，就是实际上是如何选择战争方式的，制裁和裁军早就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了。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发出的威胁看起来好像并不那么紧迫，从已发现的资料还不清楚伊拉克成功地保留了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潜在的威胁迫使美英不得不对其发动战争。萨达姆·侯塞因的专政、侵略和武器扩散有很长的历史，可以很好地证明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但是战争发动的时机证明还是有些随意了。
美国战争能力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美国能漫无目的地寻找敌人，或放弃寻求建设更强大的国际机构和使用外交而非武力。美国可能有能力推翻一系列实力不强而令人反感的领导，但是“能”绝不是“必须”或“应该”的同义词。正如克劳塞维茨讲到的：
“首先，政治家和指挥官必须要认清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种类，既不能误解战争种类也不能将其转化成其它的东西，这是影响最深远的判断行为。这是战略问题之首。”
美国必须赢得全世界的信任，以巩固其联盟结构和避免建立一个敌对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网。信任不是靠战争新样式而是靠正义和严谨获得的。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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