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
13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托马斯·阿奎那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成为了多明我修会会士，曾先后在那不勒斯大学和巴黎大学就学，跟随亚里士多德学者大阿尔伯特学习，深深为之折服。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自1257年开始，他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10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
其时基督教会正统神学家们，如安瑟伦之类，惯于采用柏拉图的先验论哲学来阐述神学教义。面对日益兴起的唯名论哲学和阿威罗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托马斯的著作一改前人做法。他首先肯定神学是一门学问，这就是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接着，托马斯在肯定传统启示神观念的同时，又强调了自然神学的必要性，而他本人更注意对自然神学问题的研究。托马斯的著作广泛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和逻辑方法，重新论证了基督教的信仰，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体系。托马斯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他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反异教大全》等。
托马斯·阿奎那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信条服务的。他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之后，又为上帝存在这一神学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认为应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的存在，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推论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
在所著《神学大全》一书中，他认为宇宙秩序是按等级的阶梯来安排的，从非生物体开始，逐级上升到人、圣徒、天使，最高是上帝，每一个较低的等级都有高一级的目的，并力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整个体系都倾向于上帝，上帝是宇宙的最终目的。所有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证知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托马斯的神学直至现在还支配天主教会的思想体系。19世纪末，罗马教廷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为天主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流行所谓新托马斯主义，竭力使科学从属于宗教，理性从属于信仰。
托马斯·阿奎那还极力鼓吹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认为如同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他掌握，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他还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并说，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
托马斯·阿奎那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而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最大的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
托马斯·阿奎那包罗万象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产生后，受到了一些正统神学家的攻击。他去世3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曾谴责了219条命题，其中有12条是托马斯的观点。在中世纪，这是最严厉的谴责。
但是，教会在他生前甚至就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他的学说很快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年他又被命名为“教义师”。1879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颁布教谕，规定以托马斯主义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在本世纪中，新托马斯主义在西方思想界中十分活跃。
近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
今天，我们的世界仍然笼罩在一个500多年前的佛罗伦萨人的阴影下。他是第一个，也是最为详尽地把冷冰冰的政治思维介绍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的名字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剧作家。它又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历史哲学的开拓者之一。
马基雅维利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他的家族曾长期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但他出生时已经没落了，家境贫寒。依靠父母的家庭熏陶和指导，马基雅维利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就大量地阅读了西塞罗、贺拉斯、李维等人的著作，通过自学精通了深奥的拉丁文，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崇尚自由的气质。
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佛罗伦萨的共和革命。1498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秘书。此后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且在时势的起落中，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政治学巨著——《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拯救意大利。于是，他极力称颂当时的阴谋家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贾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各种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他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展现在《君王论》一书中。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他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来，更为安全些。但他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罚大权。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当绝对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质优秀的军队。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有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就会发现无论时势如何骤转，他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君主为了保持权力的自主性，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对别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别人对你诚实，更不可把命运系于别人身上。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对君主来说，最危险的人，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所以，应当怀疑一切人，组织耳目对之暗中监视，网罗党羽排除异己，设置职权相互牵制。总之，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系列政治主张、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主义都是邪恶的代名词，备受人们的攻击和唾骂。在西方，马基雅维利主义被认为是旁门左道的文化支流，一旦谁被冠以“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谁就名誉扫地。尼克松就因“水门事件”之类的阴谋诡计而被称做“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三位总统之一。在现代社会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成为商业中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卑劣经商作风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备受人们的身后攻击。没有几个政治哲学家受到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人们厌恶马基雅维利，并贬称他为“恶魔的头子”。但伏尔泰说的有理，这只是因为他泄漏了他们的天机。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早期的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今天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维利亚的影响。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恩格斯称赞马基雅维利为“巨人”，马克思推崇马基雅维利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
不列颠的百科全书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这是17世纪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父亲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他思想倾向进步，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她娴熟地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较早，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12岁时，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
在剑桥大学学习3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的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培根的生活开始陷入贫困。这以后，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四处奔波，却始终不得志。这一时期，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但培根的才能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存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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