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对一些史实的记载，有年而无日、月、这只是史官失记而已，而《公羊传》、《谷梁传》在这些方面大做文章，以为《春秋》的书名及对某些事件年、月、日的记述有所谓的“微言大义”，这是根本不符合“孔子之心”的。
——传世佳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事莫名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王充对汉代经师墨守“师法”、“家法”，拘泥于章句之学、述而不作的学风，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把当时的儒家学者分成了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才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论衡·超奇》）王充在这里把“儒生”定义为恪守“师说”、拘泥于章句的经生，这是他最看不起的。他认为这种人有两大缺点：一是只能解释经典，他们上不知远古，下不晓秦、汉，是“陆沉”、“盲瞽”之人；二是拘守一经，避而“不通”，不懂儒家的其他经典，更不懂诸子百家之言。他把“儒生”这两大弊病归咎于他们“守信师法，不颇通览”（《论衡·谢短》）。王充所谓的“通人”是指通览五经和百家之言的博学之士，这种人高于“儒生”。但他又提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论衡·超奇》），如果所谓的“通”仅仅是会诵读而不会具体的运用，那又与“鹦鹉能言”差不多了。因此，能够根据儒家经、传来分析政治上的得失、提出建议、并写出优美文章的“文人”，又高于“通人”。至于王充所说的“鸿儒”，那是能“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于外”的人，就像陆贾、董仲舒这样的王充画像。儒者；而像扬雄（王充特别钦佩扬雄）那样，能“作《太玄经》，造于助（“助”按孙诒让说当为“眇”）思，极冥之深”（《论衡·超奇》）的哲学家，则属于“鸿儒”中堪与孔子并肩的人了。
总之，王充是儒家学者中的特出之士，他信奉儒学，但又不囿于一般的“俗儒”之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比较少见的人物。他的学说，开始只在江东地区流传，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到江东，发现了王充的《论衡》，如获至宝，独自研习，秘不示人，由此学问大进。时人认为他“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于是问蔡邕原委，从此《论衡》一书得以广泛流传开来。
第6章 颜之推
姓名：颜之推，字介。
出生地：梁朝建康（今江苏南京）
生卒年：公元531年…公元591年
历史评价lishipingjia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教育家，颜之推有关对子女家庭教育的主张，是对当时家庭教育经验的总结。它虽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可也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对家庭教育的子女问题作了总结和概括，丰富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颜之推出生于士族家庭。家传有《周官》、《左氏》之学，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梁元帝肖绎时，官至散骑侍郎。梁亡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亡后，他归附北周，为御史上士。隋文帝统一全国，诏为学士。著有《颜氏家训》。该书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
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颜之推主张早教。他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因此，必须早些教育，不要失去机会，并且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我在七岁时，就读东汉王延寿作的《灵光殿赋》，一直到今天，每十年温习一次，依然不曾遗忘。但二十以后所背诵的东西，只要搁置一个月就忘记了。
主张爱子与教子相结合，反对溺爱。他说父母对子女只知一味的溺爱而不注重教育，对子女在生活方面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完全放松而不加以限制；孩子做错了事本该训诫，反而给以奖励；说错了话应当责备，反而不了了之；长期如此教育，对于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到孩子长大成人后，终归要成为品德败坏的人。为此，他提出爱而有教，严而有慈。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心。在对待多子女问题上，主张一视同仁而不能偏爱。他说我们有些做家长的重男轻女，往往出于极端的自私或愚蠢的偏见，这样做实际上已背离了颜之推画像。
父母之道。家长有意无意地偏爱乖巧伶俐者，这种情形，虽然难以避免，可也是不好的。不仅遭冷落的子女在心灵上势必受到伤害，而且受偏爱的子女也容易出现家长意想不到的伤害。这不只是教育的方法问题，而是心地问题、精神境界问题。如果做家长的不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爱子贵均”的问题，而只是在教育方法上试图一视同仁，与父母朝夕相处而又十分敏感的子女，还是很容易感受到父母的偏爱，从而受到心灵上的伤害。这对他们的成长是极不利的。
勤奋学习，以成有用之才，也是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上一个重要主张。他说，自古以来，就是圣明的君主，尚且需要勤奋学习，何况一般的人呢？这类事普遍地记载在经史中，我也没有必要重复，姑且以近代至关重要的事为例加以说明。大凡士大夫的子弟，从五六岁起，就要受教育。有的人学得多，能够读《礼记》、《左传》，学得少的也学过《诗经》、《论语》；到了成家立业之年，身体及性格已经基本定型，应利用这个时机加倍地进行自我磨炼。有志向的人，自然能刻苦用功，成就学业；操行未立的人，自我放纵、堕落和散漫，自然沦为平庸之辈。人生在世，应当从事一种事业：农民就考虑耕种，商人就议论财物，工匠就致力于器物的精益求精，技艺就潜心钻研法术，武夫就熟知骑马射箭，文士就讲论羞愧。而不能行射礼时射不穿靶子，提起笔来只会写自己的姓名，醉生梦死，一无所事，以此消磨时光，以此终老天年。有的士大夫因出生于世宦之家，有祖上遗下的功业，得到一官半职，就自以为满足，完全忘了修习学业，等到有了吉凶难卜的大事，讨论起事情的得失，他便朦然张口结舌。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的目的在于自己受益。他明确指出：我们读书做学问，就是磨炼我们的心志，培养敏锐的眼光，使我们待人处世不致出现差错。有的人读了几十卷书，就自高自大，欺侮凌辱长辈，鄙视怠慢同辈；人们憎恨他如仇敌，厌恶他如对鸱鸺（猫头鹰）。像这样，因为学习而遭到自我损害，还不如不学习为好。他要求子孙在学习上专心致志，一定要刻苦，要勤奋，要有毅力。并且列举了历史上勤学的实例来启示后人，说苏秦握锥刺股、文党投斧求学、孙康映雪夜读、车胤萤囊照书、儿宽带经而锄、温舒牧羊编简，都非常勤奋刻苦。又以勤学取得成就的事实来教育后人，如梁朝时彭城人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早孤家贫，无钱置办灯烛，经常买荻草折成一段一段的，夜里点燃，就亮读书。东莞郡藏逢世二十多岁想读班固著的《汉书》，苦于借来的书时间不够用，于是就到姐夫那里乞求门客给他一些纸，手抄了一本，军府佩服他的志向。他终于精通《汉书》，而著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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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出身士族，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又信仰佛教。但他博识有才辩，处事勤敏，应对闲明，所以在南北胡汉各政权之下，先后都受宠任。他年逾六十的一生中，“三为亡国之人”，行踪遍及江南、河北、关中，又死在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开皇年间，所以经验、阅历都较丰富，非南朝或北朝局促一隅的高门士族所可比拟。该书虽流露一些迂腐观点，但也包含不少有关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细致的观察和通达的议论。书中记载的许多情况，有很高史料价值。诸如对南北士族风尚的异同、治学为文之方法，乃至语言杂艺都进行比较，求其得失。谈到梁代子弟之脆弱、邺下读书人教子之方法，以及江南侨姓之未有力田等等，都是密切有关南北朝史事的。《书证》、《音辞》两篇，反映了颜之推的学术成就。
在子女教育上，他还注意到实践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他以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知与行二者的关系：学习如同种树，春天欣赏它的花，秋天收获它的果实；讲论、写文章，相当于春天的花；磨炼自己，修正行为，则相当于秋天的果实。
——传世佳言——
婚姻勿贪势家。
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
人有坎，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
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也。
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少年，孩子们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很容易受社会的感染。他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因此，一定要时时注意与子女接触的人，以防误入歧途。他明确提出富家子弟不学无术，结果成为寄生虫。在梁朝全盛的时候，贵族子弟多数都是这样，以至民间有谚语说：“能坐上车不跌落下来就能做著作郎，会说‘体中何如’就可做秘书长。”这些富家子弟，在日常生活方面，非常讲究，熏香衣服，剃净面皮，涂脂抹粉，乘长辕轿车，登高齿木屐，坐棋子方褥垫，倚着彩绸靠枕，周围陈列农副产品器玩，出入从容，步履缓慢，看上去仿佛是神仙。实际上，什么也不会。每遇到“明经”科考试的时候，他们就雇用枪手作策问试卷；每当三、九日公家宴会，就请人代作诗赋。
颜之推非常强调对子女进行自立教育，提倡自己养活自己。他说父兄不能长期依靠，家中的财产是不能永远保持下去的，一旦遇到不测之祸，不得不背井离乡，就没有人来庇护。因此，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自己靠自己立足于世。谚语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而在技艺中容易学习和最有用途的，莫过于读书。通过读书可以认识中国的文明和历史，知识范围广泛，不仅可以知道人的成功与失败，喜悦与悲伤，甚至可以达到天地、鬼神都不能隐藏的地步。
颜之推有关对子女家庭教育的主张，是对当时家庭教育经验的总结。它虽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可也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对家庭教育的子女问题作了总结和概括，丰富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7章 韩愈
姓名：韩愈，字退之。
出生地：河南河阳（今孟县）
生卒年：公元768年…公元824年
历史评价lishipingjia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韩愈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36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50岁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韩愈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
他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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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