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有时候我怀疑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给他的听众做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演讲。他很真诚，而且不是许多政客用于交易的那种虚假的真诚。拉瓜迪亚是个有信仰的人，并且身体力行。
我记得自己曾陪伴市长去参加卫生部用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布鲁克林附近修建的一个新设施的开业仪式。听众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他对于那天自己要跟孩子们谈些什么，心中并没有底。但是，他首先介绍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价值，以及该署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然后又介绍了卫生部的价值，及其对城市运转的关键作用。接着，他又平稳地转到拥护民主的话题，说到卫生部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然后又谈到了美国本身。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我敢肯定，如果所有的卫生工人听到这个演讲，一定都会感觉自己是个英雄。演讲结束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那完全是一次即兴演讲，但因为是拉瓜迪亚发自内心的话，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37。 小花（2）
与拉瓜迪亚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长是罗伯特摩西。摩西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个实权人物。他曾经是阿尔史密斯的立法助理—当时，史密斯在纽约州的州众议院工作—并在20世纪20年代史密斯担任州长期间，与他工作关系密切。摩西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是建造纽约那令人仰慕的公园系统以及纽约大部分交通运输系统的驱动力。事实上，五十多年来，摩西一直是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一个实权人物。在这期间，他的头衔众多，但尽管有那些头衔，摩西一直是个实干家。与纽约市基础设施相关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他所掌管的某个部门的。战后，我到他那里工作，亲自经历了莫宁赛德区和曼哈顿南部的再开发过程。
摩西毕业于耶鲁大学。与许多政客不同的是，他本人是个廉洁正直的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公仆，表现出了设计良好、管理有方的政府项目所能够实现的水准，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常常是残酷无情、独断专行。
摩西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拉瓜迪亚匹敌，无论是智慧，还是纯粹的性格力量。他在走进市长办公室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和绅士风格跟我随意地打个招呼。几个月以后，我常常听到他们两人在进行嗓门“比赛”，在市政大厅的另一头都能传出回音。但这种争执在涉及到摩西的时候结果却不同：拉瓜迪亚尊重他；虽然他感到怒火中烧，但会平等地对待摩西，而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去羞辱他。
在我跟市长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最大的项目是出租于1939年开业的拉瓜迪亚机场的商业面积。机场是市长为之骄傲、为之津津乐道的宝贝，他希望它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主候机楼在设计上没有包含可供出租的商业面积，这一点使得市长的目标很难实现。我和建筑师威廉A德拉诺找到了可以开设店铺和展柜的地方，然后我便走出去招租。结果，我表现得像一个很像样的推销员。卡地亚在旋转楼梯口租用了一小块地方，放了一个珠宝柜台。我又将其他空间租给了花店、银行、男子服饰用品店、中介公司和美容店。
1940年，飞机还很新鲜，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机场，其目的只是为了观看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我们在眺望跑道的一个封闭阳台上修建了一个观看平台，收取很便宜的门票。“空中走廊”立刻取得了成功，每年产生的收入接近10万美元。
1940年5月下旬，也就是我参加工作一个月以后，我跟市长单独坐在车里，跟他说起了我要结婚的计划。我估计佩吉不会反对，便对市长说我们打算在初秋成婚，希望能够请假去度蜜月。市长表现得非常热情，并祝我求婚成功。几个星期以后，我告诉他佩吉已经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便带我们到中央公园的餐厅就餐，然后又带我们到城市大学的古根海姆体育馆去庆祝。他还同意放我的假去度蜜月！
1940年9月7日，我和佩吉在纽约贝德福德的圣马修教堂—那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一个迷人的小教堂—结了婚。我哥哥约翰当男傧相，另外几个哥哥和我的大学室友们当男迎宾员。麦格拉思夫妇在自己的家里举办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客人有两百多位，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与他的儿子埃兹尔以及双方家庭的一些老朋友。
我们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大蒂顿山的JY大牧场—度过了我们的蜜月。我们在黄石国家森林作了5天的背包旅行，而且我们每人都打中了一头驼鹿（后来，我们两人对狩猎都失去了兴趣，但我们对荒野背包旅行的兴趣依然如故）。但我和佩吉大部分时间厮守在一起，享受着初婚的幸福，计划着我们的未来。那段时光，我至今都由衷地珍惜。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不得不返回纽约。
“备战”
婚后，我继续为拉瓜迪亚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国进入欧洲战场或者与日本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0年中期，法国沦陷以后，国防开支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备战意识”，一方面是为英国人（后来又为苏联人）供应军事和其他装备。
政府的采购合同几乎包罗万象—从坦克到巧克力，从而刺激了人们将老工厂翻新改造，用于生产新产品，同时刺激了新工厂在全国各地的兴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从而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医疗设施不足，战争人员没有住房，当地缺乏上水和食品供应，校区拥挤不堪。为了解决许多此类问题，罗斯福政府设立了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 ODHWS）—那是当时用缩写字母表示的各种政府机构之一。区域办公室在美国各地设立起来，罗斯福请安娜罗森堡负责纽约地区。
安娜是市政厅的常客。有一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也许时机已经成熟，我该介入“备战”工作，作为ODHWS的助理区域主任跟她一起工作。这个时机对我似乎非常合适。跟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对市政府已经了解了许多，但一年半的时间好像够长了。安娜为我提供的工作是带薪水的，而我感觉这份工作能够给予我与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从来没有获得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安娜分配我负责纽约北部的一大块地区。在该地区运营的公司面临许多问题，但员工住房问题是最严重的。大萧条已经进入尾声，而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人们还是愿意走很长一段路。圣劳伦斯河沿岸和加拿大边境附近的许多小城镇—比如沃特敦、马塞纳和奥格登斯堡—的住房难以满足如此规模的人潮。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努力协调心急如焚的商人、疲惫不堪的当地官员和控制着建设住宅所需资金的联邦政府官僚。我学会了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
38。 小花（3）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3个月以后，日本轰炸了珍珠港。由此，我的人生翻开了一页完全不同的新篇章。
39。 选择
回家后不久，我就接受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关于进大通银行的提议。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我对于为政府或非盈利机构工作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我与好几个人讨论了我的各种选择，包括安娜罗森堡。她认为在大通银行培训一两年是有用的，但我“会觉得它作为长期从事的一种事业，挑战性不够”。安娜错了。事实上，在后来的35年里，我完全投入到商业银行家那种迷人而个人回报丰厚的生活中去了。在那些年里，我有数次机会担任内阁官员或大使的职位。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工作，我一个都没有接受，但我丝毫不后悔，因为我在大通银行的事业为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提供了参与公共和政府事务的、虽然同样令人充实满足却颇为不同的途径。
40。 大通国民银行
1946年4月，我加入的大通银行是一家享有显赫历史的令人敬畏的机构。大通国民银行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初通过一系列兼并活动而成长起来，在战争年代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1945年年底，大通的总资产达到61亿美元，存款57亿美元，员工7 000人，其中有许多人跟我一样刚刚从部队退伍。大通尤其感到骄傲的是，自己是全国最大、最好的“批发”银行，处理着美国大型公司的信贷需求，为成千上万家国内外代理银行扮演“银行家的银行”的角色，并为国家的主要外贸交易提供融资。另一方面，大通对银行业的“零售”业务、对扩大其国际业务没有什么兴趣，而对这两个领域，我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在后来的30年里竭力开拓。
41。 洛克菲勒“家族银行”
大通常常被叫做洛克菲勒的“家族银行”，意思是我们拥有或者至少控制着该银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们家多年来与大通有着一些牢固的关系。上个世纪初，祖父购买了纽约几家银行的股份，包括大通的前身之一权益信托公司（Equitable Trust Company）。1921年，他将自己在权益信托公司里的股票利益—总计占发行股票的大约10％—给了父亲，使他成了该银行最大的股东。
但是，在1929年年底之前，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银行的管理方面扮演过任何直接的角色，而到了那年年底我们的直接介入，也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权益信托公司的律师事务所默里…普伦蒂斯（Murray & Prentice）多年来一直为我们家处理公司和信托业务。我舅舅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母亲最小的弟弟—于1918年进了这家事务所，并迅速成为一名高级合伙人，负责权益信托公司和其他客户。
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初期，父亲和其他股东们开始担心权益信托公司的稳定性。没过多久，权益信托公司的总裁猝死。父亲建议温思罗普临时接替。温思罗普勉强接受了这个位置，但坚持只干一年。
温思罗普当上总裁后，想找一个金融伙伴提供国内力量和支持。他找到了大通这个伙伴—全国最强大的国内银行之一。1930年初，他谈成了兼并大通事宜，创建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父亲全力支持兼并之举，并被允许委派两名代表—总计25人—进入新银行的董事会。虽然父亲的股权因为兼并而减少到大约4％，但他还是联合银行最大的股东。兼并之后，大通银行非常成功的杰出董事长艾伯特威金（Albert Wiggin）成了联合银行的董事长，温思罗普担任总裁。（注：实际上，花旗银行比大通银行更像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银行。祖父的兄弟威廉洛克菲勒拥有花旗银行很大比例的股票，在1891~1909年期间与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关系十分亲密。威廉的两个儿子分别娶了詹姆斯斯蒂尔曼的两个女儿；他们的联姻被人们称为斯蒂尔曼…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家多年来与花旗银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威廉的孙子斯蒂尔曼洛克菲勒在我当上大通总裁的时候，成了第一花旗银行的董事长。但是，这时斯蒂尔曼和他们家拥有的花旗银行股份还不到1％，我们家拥有大通银行的股份大约是1％。虽然我和斯蒂尔曼私交很好，但我们并非亲密朋友，且是公开激烈竞争的对手。）
42。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是个英俊的男人，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以及我也继承下来的奥尔德里奇家颇有特色的鼻子。他极富魅力，在纽约的社交生活当中非常出色，但随着名望和地位的上升，他变得相当自命不凡。
按照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后来告诉我的，他一心想着兼并后不久就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但是，1933年年底，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艾伯特威金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他曾经将银行的大笔资金以优惠的条件贷给自己和他的同事，而在1929年大崩溃期间，他们通过卖空大通股票赚取了1 000万美元！在这些真相面前，父亲震惊了。在他的强大压力下，威金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引咎辞职。大通董事会决定，长期以来一直坚决提倡商务活动道德、提倡金融改革的温思罗普是领导银行度过危机的最有资格的人选，便说服他留任董事长。
温思罗普坚持认为，这类胡作非为之所以容易出现，是因为商业银行允许拥有投资金融类分支机构，而那些分支机构又使威金等人能够实施假公济私的行为。1933年，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强烈支持那年付诸实施的两项重大结构改革：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的格拉斯…史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和创建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迫公司注册自己的股票并做出定期重大财务披露的证券法案（Securities Act）。
华尔街和美国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