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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初，雷玛里来到德维圣母院进行工作访问，之后便去巴黎了。这时，有人意识到他去德维圣母院时忘记测量那些要送到格兰宫（Grand Palais）展出的油画大小了。奥特柔回忆道：”人们来回奔走，雅克琳，露易丝？雷里斯以及展览馆的主任莫里斯？亚多纷纷跑来跑去，忙着弥补雷玛里工作上的疏忽。大家这才意识到，他成了激情的受害者。“
第二天晚餐时，饭桌上笑声连连，席间自然少不了对毕加索的恭维奉承。大家都说要确切评估即将送往巴黎的那些作品的价值纯属徒劳：”因为那只会使法国政府破产“。 奥特柔说：”不管怎么样，既然我们采取了与作品价值相当的保险措施，肯定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警察将会把满载作品的卡车从穆更一直护送到格兰宫，而动用的警力足以应付银行的劫匪。护送途中，警察中心还会一直用无线电追踪运送队伍。可即使这样，人们似乎还是不够放心，于是，一位文化部的官员将会同卢浮宫的搬运专家一起坐在卡车里随行。毕加索好奇地听着人们的谈话，脸上露出一种孩子般得意的神情。他似乎接受了人们的崇拜，决心亲自发动一场海上的风暴。“
满载着油画和雕塑的卡车终于向巴黎挺进了。那天早晨，毕加索站在卧室的凉台上，目送着卡车离去。恍恍惚惚中，他忽然想起了《抱山羊的男人》，嘟囔着，不知道它究竟怎么样了。他又突然醒悟过来：”我真是个傻瓜，他们刚才已经把它搬走了……我这样做无异于同一个丈夫刚刚下葬的寡妇谈论她的丈夫。可糟糕的是，我会思念那个男人和他手里的山羊的。我已经习惯了站在一楼的画室里向它撒尿了。“
11月26日，马尔霍为展览举行了开幕典礼。毕加索的油画和雕塑将分别在大、小两个展厅里展出。直到这时，马尔霍才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已经认同了这个展览。他在提到《毕加索的假面》时，曾把它称作”我于1966年举办的回顾展“。近百万人参观了这次展出，因此，回想起来，虽然他当初曾拒绝承办该展览，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展览的确意义重大。”毕加索对本世纪的贡献就像米开朗琪罗对他那个时代的贡献一样伟大，“承办这次展览的让？雷玛里在展览会目录的序言中说：”毫无疑问，我们对他的认识和理解依然相当肤浅。毕——加——索，这三个字一直回响在这个世纪的上空。而今，这颗巨星的魔力依旧不减当年，这的确令世人称奇。“在一次宣传此次展览的专题广播中，一位牧师宣称：”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尚未被谱写，毕加索的作品就是我们时代的最好写证。“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毕加索的崇拜。
”您会去吗？所有的报纸都说您会去，“展览期间，帕罗？法布里在去德维圣母院拜访毕加索时问他。”哦，真的吗？那，我当然不会去啦。“在谈到毕加索时，布雷顿曾说他”极力地逃避现实，并且把与人对着干的精神发展到了臻于极致的境界。“事实上，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有造诣，简直是不相上下。展览会开幕的当天，他只要一想到许多画家会放下画笔，争先恐后地跑去看他的展览，就乐不可支。仔细思考之后，他又想，这次展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让这个展览会办起来。正如你们知道的，我是最反对办展览会，搞个人崇拜的了。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画画，展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啊？“
后来，这个问题就成了毕加索最后几年里的生活核心。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那个受罚的西西弗 （Sisyphus），不得不推着巨石？span class=yqlink》仙剑删驮谒煲酱锷蕉サ氖焙颍奘慊峁龌氐皆Γ旮匆荒辏崭匆蝗铡１霞铀魉担骸白钤愀獾氖牵庀罟ぷ饔牢尥杲嶂铡Ｄ阌涝抖疾荒芩担易龅没共淮恚魈炀褪切瞧谔炝恕！阒灰煌Ｏ吕矗鸵馕蹲庞值弥匦驴肌Ｄ憧梢园岩环谝槐撸⑶宜滴以僖膊换崤鏊耍墒牵闳从涝抖蓟怀觥崾！？/p》
为了对抗这种碌碌无为的思想，他只能愈加拼命地工作。他画画的速度越来越快，画的画也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粗糙。1966年，他的肝炎病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他就又开始作画了。这时，士兵突然闯进他的作品里——十七世纪的士兵。他称她们为剑客。在闲暇的那段时间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伦勃朗，这些士兵就是在那时跑进他脑海里的。雅克琳说：”当他作画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他便会从画室里跑下来，一边跑，一边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有人说：”你可能会认为，他要在有生之年再多画几百幅作品。“他总是抱怨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作画：”这个房子里到处都是画，这里是画，那里也是画。它们繁殖的速度就像老鼠一样，太快了！“于是，他就把阳台封闭起来，改造成了一间画室。泽尔沃仍然定期来为他的作品拍照——各种油画、素描以及铜版画。他说：”这项工作就像是看电影，或者说是看斗牛。“雅克琳和其他的人似乎都相信画得越多，画家就越伟大。
可是，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时间过去的越多，“帕梅林说：”他就越关心自己的作品，而且对他最终能不能画出他的梦想之画——那幅让他梦寐以求了一辈子的画——就越上心。“奥特柔后来说：”毕加索以一天两幅的速度不断地画画。“然而，数量、速度、创造力，乃至巨大的画幅以及所有衡量其成就的准绳都不能帮助他画出那幅梦寐以求的作品。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许，他认为画得越多，能达成梦想的机会也就越大。对他而言，白色的画布现在变成了使他蒙羞的罪魁祸首。有一次，一群安达露西亚人（Andalusians）从马拉加（Malaga）赶来探望他，却被他拒绝了。事后，他说：”我能做什么呢？我是很想见他们——可是怎么见呢？你知道，两个月前，雅克琳从一家即将倒闭的美术商店里买回六十张画布。可现在还有11块是空白的，上面什么都没画！“
他如饥似渴地吞噬着雅克琳提供给他的画布，却依然腹中空空，饥饿难耐。工作成了满足他欲望的惟一方式。他就像个失去理智的瘾君子，越是不满意，就越要从头开始，对自己的要求也就越高。毕加索说：”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工作，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绝不会放下画笔。只有工作才能让我感到放松惬意；无所事事或是招待客人反而会让我疲倦不堪。“萨特曾经说过”他人即地狱“，而毕加索对朋友的理解是：”人们的出现让我痛苦，他们的消失才会让我感到轻松。“后来，他又说：”从记事开始，我就讨厌把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现在也一样。“
工作逐渐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与此同时，他也好像离人性和他的梦想之画越来越远。他甚至试图想把这幅画用文字描绘出来：”这是一幅不受任何约束束缚，完全用现实来完成的图画。……它与相片截然相反……这幅画囊括了某一位特殊女性的所有特点，可是你却无法从中发现任何她的蛛丝马迹。“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毕加索只能用文字来表达那些他试图从画中捕捉的看不见的东西。
他还不断地受到来自噩梦的滋扰，总是梦到形形色色的小偷。毕加索说：”我梦见小偷们抢走了我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可是我知道我总是大叫着——’抓小偷！‘’抓小偷！‘——然后，就会从梦中惊醒。有时，我会在夜里醒来。我用尽一切办法想重新睡着，可脑子里却总是盘踞着成千上万件事情，让我根本无法入睡。在那种情况下，我会叫醒雅克琳，让她把那幅画拿来。只要我一见到它，就又会开始想别的事情。有时，我们会找不到它。那简直太可怕了。那时，我就又会怀疑是不是上次来看画的人把它偷走了？上次，我明明记得它就在那间屋子里的。两个月后，那幅画又突然从别的地方冒了出来。于是，我马上断定肯定是卡恩威勒，或皮侬……把它偷了去。“这就他的那些关于强盗，以及朋友变成小偷的噩梦。无论是在梦里，还是清醒时，毕加索都逃不过恐惧和怀疑的纠缠。
1967年春天，他的那些可怕的幻想变成了现实；他被人从一间位于大奥古斯大帝大街上的画室里给赶了出来。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一个刚刚举办过二十世纪最恢宏的回顾展，被人授予殊荣的画家竟然会被自己的画室拒之门外，而那间画室里还挂满了他的画。要知道，那次回顾展的观众达到了百万之多，可谓是盛况空前。可是，这场展览的主人却因为”无使用权“而被人从自己的画室里给赶了出来。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发生，毕加索请来了所有有权势的朋友，他甚至还得到了来自文化部长本人的保证。但是，最终大获全胜的却是官僚制度、法律以及他的噩梦。
为毕加索的作品编制目录以及搬迁的任务落在了伊内丝和她的儿子身上。搬运过程中，他们就睡在画室里，四周全都是毕加索的画。一切都结束之后。有人问毕加索：”这次搬迁，你觉不觉得自己亏欠了伊内丝很多？“毕加索回答说：”我欠她的又岂止是这次搬迁。 这一辈子，我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四年之后，当初被人从画室里赶出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如同噩梦一般在毕加索的脑海里盘旋着，挥之不去。1971年的一天，布拉萨伊到德维圣母院来看他，毕加索问他：”你听说了吗？那个位于大奥古斯大帝大街上的画室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他们把它从我这儿抢走了。愚蠢的我竟然失去了它！“
”他说这话时，“布拉萨伊写道。”就好像在宣布一个我们认识并且喜爱的人的死讯一样悲痛不堪。“
”这令人很难过，不是吗？“毕加索反复地说道。”对我而言，这可是个不小的损失。……我在巴黎待了半个世纪，可是现在，那些印记全都被抹煞掉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受到毕加索悲伤情绪的感染，布拉萨伊给《费加罗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说，这”就像以伊丽莎白女王曾经在巴摩拉（Balmoral）或温莎逗留为借口，将她赶出白金汉宫。“
尽管十二年来，毕加索从未踏足过那间老画室，可是一旦失去，他仍然久久不能释怀，那份悲痛的感情远远胜过对任何一位老朋友的怀念。他希望能通过缅怀过去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往昔的回忆和曾经待过的地方就是他感情的归宿，所以他更需要的是过去，是那些老地方，而不是老朋友。当他缅怀在大奥古斯大帝大街生活的那段日子时，他曾说：”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远比他已经做过的事情更为有趣。“他疯狂地敦促自己像以前那样继续画下去，但是这种迫切的愿望并不是源自激情，而是源于他的无能。
1968年2月，萨巴特逝世。老朋友的辞世意味着毕加索又失去了一条与过去的联系。一个月之后，他开始创作铜版画。347幅铜版画不仅彰显了他的无能，更彻底地表现出他对一切的厌恶之情。他继续为这位死去的朋友作画，好像他仍活在这个世上，与此同时，他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蔑视。阿尔多？克洛美林克（Aldo Crommelynck）和庇埃罗？克洛美林克（Piero Crommelynnck）两兄弟是版画印制师。他们把铜版印刷机挪到了穆更，就在毕加索身边印制他从3月到10月这段时间内所创作的一系列铜版画。这些铜版画里，有的描绘的是妓院里的场景，有的刻画的是取材于西班牙流浪汉文学中的老鸨塞丽斯蒂娜（Celestina）。有一幅画中，拉菲尔一边与弗纳琳娜（Fornarina）交媾，一边用力地在她身上及周围的空气里作画。有的画里全都是窥淫癖者。还有一些是毕加索的自画像，画里的他一会儿是个年迈的侏儒，一会儿又变成了个身材矮小的乡巴佬，有时他是国王，有时他又成了小丑，还有的画里他摇身一变，成了教皇，可转眼间，他又穿上了剑客的盔甲。”骄傲的剑客，“席夫写道：”变成了一个窥看下流表演的老头。在他的眼里，原本辉煌灿烂的世界舞台萎缩成了一条狭窄的，中间一片漆黑的，充满了血肉的裂隙。“人们常常用”肉欲横生“来形容毕加索的这一系列铜版画，但这只是偷窥别人大腿内侧的低级趣味，最多也就能算得上”偷看汤姆“式的肉欲主义。＇图108＇
毕加索病了，疾病从他的身上延伸到了画中。1969年，出现在他画中的是一群男男女女，他们或亲吻，或交媾，或彼此扼杀。毕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