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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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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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祭嗽谝黄鹩兴挡煌甑幕埃⒉煌甑牟剑奔涔梅煽臁N颐堑铰砣∕arseille)去了两天。布拉克想要在埃斯塔克附近租个房子,或这离马赛不远的什么地方也可以,不过他最后还是回到索尔格,在那里租下了房子。我们在马赛买了几个黑奴,我还买了一个很精致的面具,一个大乳头女人和一个年轻的黑人。“
对于”钟堡“里的毕加索和埃娃,以及附近”丽风“别墅(Villa Bel Air)中的布拉克夫妇来说,这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毕加索写道:”布拉克差不多安定了下来,他住在日本式田园里。我现改梳分头了,除此之外没什么新鲜的。我买了上次跟你提到的牙刷,劝你也买几把。要是你吸烟的话,我向你推荐马赛的烟斗…… ……“
埃娃在毕加索的生活中分量极重,可是在作品中却很少露面。她太珍贵了,而作品却是支离破碎的,迷信的毕加索不愿意用立体主义肖像画来描摹她的面容。然而他的画上写着他的爱情:”我爱埃娃“——这是一幅静物写生中,刻在一块心形姜饼上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我的小可爱“、”可爱的埃娃“、”帕布罗…埃娃“统统都成了他天真又快活的表达方式,他在作品中向埃娃示爱。在他们粉刷一新的别墅的墙面上,毕加索还画了一幅静物,上面有绿茴香酒瓶、小提琴和一支曲子:”我的小可爱“。然而当墙面上的画被拿下拿走并且弄丢了的时候,这样的欢乐好时光就一去不复返了。按照毕加索的说法,这幅静物被当地的一个泥匠取了下来,然后装在一个特别包装的箱子里寄给了卡恩威勒。'图020'
与此同时,卡恩威勒也正忙着给毕加索搬家,帮他把位于克里奇大街的家搬到蒙帕纳斯街区的拉斯帕耶大街242号(boulevard Raspail)。这次搬家意味着诸多的告别:费尔南黛以及他们最后的共同家园,蒙马特的波希米亚圈子,还有过去的种种回忆。这也意味着艺术圈的中心已经有蒙马特转移到了蒙帕纳斯的一方小天地,一边是”圆顶“咖啡馆(Café du D?me),一边是”环形“咖啡馆(Rotonde)。这两个咖啡馆很快就成了毕加索和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仰慕者的大本营。这些仰慕者来到巴黎,寻找阿波利奈尔所说的”美好自由的简朴隐遁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发起颠覆过去的革新尝试。这里混杂着诗人、画家,以及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这样的政治流亡者,他们满腔热情地讨论着该如何重新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有时连7天的时间都不需要 。
战争和革命的气氛在蔓延。第一张毕加索用来做拼贴画的报纸上写着”开战了。“这写的是1912年秋天的巴尔干战争,同时也反映了毕加索内心的挣扎,他思索着下一步该如何摆脱过去,如何理解和表达作品。他静物画中的平和、最近几个月的新恋情和索尔格的好时光带来的希望,都被突如其来的战争,以及外界和内心的暴力给打乱了。《报纸与小提琴》(Newspaper and Violin)的头条就是《司机杀妻案》,而《酒瓶和酒杯》(Bottle and Wineglass) 一画中的拼贴报纸条上,讲的是一个大兵在唾骂26年前打在头上的弹片。《酒瓶、酒杯和报纸》(Bottle; Cup and Newspaper) 中,”黑帮“在公众纪念碑上搞破坏。《陈年老酒瓶、玻璃杯和报纸》(Bottle of Vieux Marc; Glass and Newspaper) 中写着一个女演员鸩杀情人,而《酒瓶和酒杯》(Bottle and Wineglass)中写一个流浪汉自控谋杀罪。毕加索描绘的是个病态的世界,这种恼人的病态交叠在暴力和沉沦笼罩的日常物品和每日现实中。
毕加索对此再熟悉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交叠的:一方面是越来越小资,越来越安逸的生活方式,身边还有可人的娇妻相伴。另一方面是内心深藏的各种邪魔外道。更深处的两难境地是:一方面是他对埃娃的挚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即使是最严谨的立体主义时期也有这种向往);另一方面是冷眼解析这个世界。阿波利奈尔在巴黎写道:”毕加索研究一个东西就像是外科医生解剖一具尸体。“几乎与此同时,约瑟·荣诺(Josep Junoy) 在巴塞罗那发表文章写道:”每一次新的尝试,他的眼力、理解力和心智都会减退。只有他那技巧娴熟的一双手还听他指挥…… ……毕加索不用喜欢就能理解。他冷漠地解析着。他的爱就是统治欲。“
毕加索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很明显是他越来越”惟我独尊“的副产品。这种统治欲和占有欲已经笼罩了他所有的人际关系:不论是共同生活的女人,还是同性好友。从前他只是接受别人的恭维,现在则要求别人必须恭维。他最亲密、最有共识的朋友莫过于布拉克,然而即便是布拉克,回到巴黎以后,他俩的友情也开始有了一些隔膜。当然,这其中有环境改变了的因素——布拉克有了新娘,而毕加索有了埃娃,况且毕加索搬到蒙帕纳斯之后,两人就不再比邻而居了。然而除了环境的改变之外,毕加索还渴望着逐渐逃避,当友情的亲密程度变得有点令人不悦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选择逃避了。要是他不疏远你,或者不能以统治欲和占有欲凌驾于你时,他便开始怒形于色了。
胡安·格里斯常常引起毕加索的勃然大怒,尽管格里斯恭恭敬敬地喊毕加索”亲爱的大师“,并且在肖像画的标题下方写着”向帕布罗·毕加索致敬“,可是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有个性的画家,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格里斯是西班牙人,并且依附于马蒂斯。在毕加索的脑瓜里,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跨越了敌我之线,被划入了法国佬的阵营里。格里斯也赢得了格特鲁德的好感。格特鲁德后来写:”只有毕加索和胡安·格里斯的立体主义才是真正的立体主义。毕加索是创建者,而格里斯是继承者和发扬者。“毕加索有一次生气地质问格特鲁德:”凭什么你替他的作品说好话?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格特鲁德因而宣称:”胡安·格里斯是毕加索惟一的眼中钉。“
毕加索就像是个被宠坏的小孩,不能忍受别人分享自己的宠爱。他向同样喜欢格里斯及其作品的卡恩威勒发了一通牢骚:”你知道格里斯连一幅重要的作品也没有。“毕加索不能撇开格里斯的重要性,可是他也不愿跟这个被卡恩威勒称为”最谦逊的天才“的西班牙老乡和平共处。当初格里斯一到”洗衣船“,毕加索很快就把他介绍给了卡恩威勒。可是,那个时候格里斯还没有崭露头角,还只是个热诚的追随者,他的才华尚未威胁到让毕加索惶恐。然而,当这个年轻了6岁的西班牙老乡稍稍显露了些锋芒,毕加索就愠怒起来,大吵大嚷,并且开始咬人。
1913年春天,毕加索和埃娃离开拉斯帕耶大街,回到了塞雷,格里斯前去拜访他们。格里斯身上有某种东西一直让毕加索变得丧心病狂。卡恩威勒后来形容格里斯是一个”灵魂纯洁、思维清楚、手段强硬的人。“正是这种纯洁让毕加索念念不忘——一如他喜欢埃娃的纯洁。毕加索在作品中总是力图抓住事物的本质,在生活中他也总是愿意亲近那些本性单纯的人——哪怕有很多地方也让他不悦。如果说费尔南黛是他迈入成年的一扇大门,那么埃娃就是引导他揭开另一个世界的谜团的钥匙,正如格里斯形容的”纯精神的产物“。这就是埃娃激发的现实,即使她的心思全放在家务事上。埃娃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毕加索一直深信不疑,他想要通过占据埃娃来占据她带来的神秘感。1913年4月,麦克斯也前来塞雷探望毕加索和埃娃。麦克斯向卡恩威勒描述埃娃:”埃娃操持家务的事无巨细令人钦佩。她喜欢写作,也很容易就发笑。她做事沉稳,即使对邋遢招人厌的来客,也能做到以礼相待…… ……“
卡恩威勒对格里斯的印象与麦克斯对埃娃的印象交相辉映:”我觉得他为人和善,大家都喜欢他。他谦逊而有礼,十分讨人喜欢,他知道自己作品的分量,会坚定地为自己的想法做辩护…… ……这就使胡安·格里斯在艺术圈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生活和艺术完全一致。他的医术很单纯,生活也是如此。他不仅是个了不起的画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这种褒扬,卡恩威勒是永远不会拿给毕加索看的。格里斯表现得越来越正直、善良,毕加索则越来越小肚鸡肠。毕加索的做法就仿佛是想要摧毁和破坏掉自己得不到或者不能拥有的东西。
他和格里斯的关系,正如同他和父亲荷西的关系——配不上就拼命诋毁。5月2日,他在塞雷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5月3日,荷西死了。毕加索赶到巴塞罗那见了父亲最后一面。毕加索自不寻常而颠沛流离的童年时代起,就开始养成惟我独尊的架势,父亲的无私奉献换来的不是感恩而是敌视。现在父亲去世了,毕加索心中充满了负疚感。他从巴塞罗那给卡恩威勒写信道:”你可以想见我现在的处境。“当他回到塞雷时,感情的折磨仍然令他不能正常工作。埃娃十分焦虑地给格特鲁德写信:”毕加索必须得开始工作了,这是惟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
这个夏天,毕加索几次跨越边境,却一次也没有去看母亲。他知道接近伤心人,只会让自己也陷入痛苦不能自拔。毕加索一生中多数时候都在回避父亲,现在他不得不同样去回避内心深处的负疚感。于是毕加索在塞雷只得靠看斗牛演出和马戏表演来排遣。他很快就和马戏团的小丑打成一片,照麦克斯的说法是:”看起来就像是立体主义画室画上去的滑稽。“
尽管毕加索竭力排遣痛苦,疾病和死亡却不肯放过他。埃娃病了,医生诊断是支气管炎。7月份毕加索自己也病倒了,他发现自己的病情上了巴黎的各大报纸。显然他正从籍籍无名通往成名的路上。9月份,死神始终对毕加索若即若离,而埃娃却始终摆脱不了恶疾,他们搬到了舒勒榭尔大街(rue Schoelcher),在那里窗外惟一的景观就是蒙帕纳斯的墓地。
很快这个新的大画室就塞满了画完与未画完的油画、绳子、画板、制作画框的木材、堆积如山的颜料管——毕加索永远也用不完。曾经有些日子,他没有足够的颜料来完成脑海中栩栩如生的油画,毕加索后来决心永远也不能短缺颜料。有段时间他不能忍受任何空白的平面,于是他在雪茄盒子上作画,在墙上作画,在破条凳上作画——只因为他不知怎么刚好看见着条凳挡路。
毕加索现在成了蒙帕纳斯的艺术领军人物,在阿波利奈尔称为”未来人“的人群中引领着当地的视线。他穿着英式的休闲装,带着格子帽,不再是一副要靠着波希米亚的老套装扮来获得灵感的潦倒形象。莫迪格利亚尼 (Amedeo Modigliani)是大师毕加索鼓励过的、为数不多的青年画家之一。那时他还在穷困中挣扎,籍籍无名——仅因为桀骜不羁而被人所知。即使是毕加索富有创造力的想像,也不能想像出唬住别人的方法。于是他们在”环形“咖啡馆相遇了——这次会面无疑提高了莫迪格里亚尼的形象。毕加索告诉他要坚持绘画:”一个人怎么画也不会画完。没有人比我画得多。我记得我父亲说过:’我很期盼你成为一个画家,但你素描画得不好就不能开始画油画,否则会很难‘…… ……那时我15岁,能画人脸、人体,在没有模特的情况下也能画大幅作品了——我只通过练习画鸽子脚,就学会了如何捕捉线条,哪怕是人体画也不在话下。“
渐渐地,多亏了卡恩威勒的大力提携,毕加索的作品让毕加索声名远扬,穿越了法国国境线。光1913年就在慕尼黑、柏林、科隆、布拉格和纽约举办了画展。1914年3月2日,毕加索成功地在德路沃饭店(H?tel Drouot)举办了画家拍卖会。1904年成立的”熊皮俱乐部“(La Peau d'Ours),负责拍卖其10年来收藏的作品,媒体则热炒这次堪称当代艺术晴雨表的拍卖会。拍卖会的第一个高潮是:马蒂斯的一幅静物拍出5000法郎,这个出价甚至比高更和梵高的最高历史出价还超出了1000法郎。接着就掀起了狂热的气氛,在很多朋友和对头的作品的包围下,毕加索的《江湖艺人》(Saltimbanques)卖出了11500法郎的天价,买家是从慕尼黑前来的海恩里希·汤恩豪瑟(Heinrich Thannhauser)。《江湖艺人》这幅作品曾在1908年被人以1000法郎买走过。而当时的11500法郎对于一幅现代作品来说不啻天价。毕加索的才华终于换成了合理合法的钱。这是对他当前事业的最好肯定和褒赞,虽然说《江湖艺人》及出售的其他作品都创作于尚未成熟的立体主义阶段。
接着就是报界一哄而上的喋喋分析。在《巴黎…南方报》(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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