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先行一步的冯云山却并未回乡，他遇到了几个在紫荆山烧炭的旧相识，遂随之一同进山，起先为人打短工，后来在一富户曾玉珍家谋得一份塾师的职业。生活安定下来后，冯在烧炭工人中从事传教，孜孜不倦，几年下来，从教者甚多，连他居停的主人家也入了教。拜上帝教这才真正打开了局面，在扩大影响，发展信徒上，冯云山成就最大，洪秀全于此可说是因人成事者。洪回家后才知道冯云山并未返乡，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得重操旧业，坐馆课徒以维持生活。闲暇时，他苦思冥想，进一步完善他的教义。两年内，他写了若干篇传教用的小册子，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其内容则摭拾一些基督教的皮毛，随意发挥而成，主旨无非是宣传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反对上帝以外的一切偶像崇拜，而世人均是上帝之子，互为兄弟姊妹，拜上帝者升天堂，不拜上帝者下地狱之类。洪秀全此时并未读过《圣经》，更没有基督徒的基本训练，他的理论，全来自于对一本二手小册子（即《劝世良言》）的附会揣摩。29而且他偏好用韵语形式表述自己的思想，譬如：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30
这些看上去像诗，不如说更像是顺口溜的东西，言辞鄙俚不堪，甚至不知所云。不知这是否是大病后遗症所造成的思维混乱所致，如此文笔修辞，也难怪他屡试不第了。
道光二十七年春，洪秀全与洪仁肮阒荩矫梦蠲拦窕峤淌柯扌⑷�31在此时，他们才真正读到了基督教的经典——旧约与新约，由此才对基督教之教理、内容、组织、仪式及所从事的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两人寄宿于礼拜堂中一个月，因旅费告罄，告辞还乡。罗孝全负有传教任务，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派两位教徒随之还乡，以考察其品行。不久，两人又偕秀全重回广州教堂，继续教理的研究，而洪仁蛞蝗ゲ环怠Ｕ獯危闳朴幸馐芟矗尤虢袒幔菟岛槲奘系闹只剖闲值芩始桑抵兴羰顾蚵扌⑷缶】焓┫床⒏陨畈固樾闳帕说溃幌蚵尢岢隽艘螅弈潦ξ蠡崴歉鎏袄剑∠蟠蠡担唤龅泵婢芫怂页俪俨挥枋┫矗牌朔⒄顾掏降南敕ā�32洪秀全讨了个没趣，又没钱维持城市生活，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故于六月离开广州，再赴广西去找冯云山。其实，以秀全之个性及其对基督教的理解，他不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的普通教徒，他的那套以天父次子自居和造反打江山的理念也不可能为正规教会所接受，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七月，洪秀全历经艰险，重返贵县赐谷村王家，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马上赶了过去，在黄泥冲曾玉珍家，见到了暌违两年的冯云山。洪秀全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多时间，这位表亲竟然使拜上帝在这一带成了气候。
紫荆山拜上帝之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其中有卢某、卢六、曾亚顺、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等。萧妻名杨云娇，自丁酉年（道光十七年）间，彼曾患大病，卧床如死去，其灵魂升天，闻一老人对其言曰：“十年以后将有一人来自东方，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顺从。”彼在女教徒中至为著名。当时各教友有成语云：“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远，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即桂平县）、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有势力及有秀才举人之功名之人及其家族多人均入会。有势力者如韦正（即韦昌辉）及其多数族人，举人胡某带其徒一体加入。33
洪秀全此时一定大喜过望，他在曾家住了一个多月，每日与冯云山等一起会见那些当地的信徒，将他两年来研究教义的心得抄送给他们，发展更多的人入教。但他们也心生警惕，树大招风，拜上帝教的声势越来越大，必会引起官府的注意。因此，他们决定选择更为隐秘与险固的地点藏身。于是在九月初，从黄泥冲曾家转移至高坑冲卢六家居住。此时，洪秀全听说象州有座甘王庙，甚为当地人敬畏，于是率冯云山等人赶到那里，撕毁了州官所献的锦袍，题诗于壁，历数甘王十大罪状，捣毁了庙中供奉的偶像。“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自是后，秀全名声传闻愈远，信徒愈众。”
此时，拜上帝活动虽然蓬勃发展，但其真实性质只有极少数骨干知晓，存在着公开与隐秘两种运作。据李秀成后来回忆，在公开场合，洪只是“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敬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敬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上帝之后，具（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而洪秀全之外，“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之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35但在当时，并无这些封号，洪秀全也尚未称王，远近信徒只知道有个天父派到人间来的洪先生而已。我们再来看其入教与祭拜仪式。
凡有人皈依教道而愿入会为教徒者，即施以洗礼，不问其预备或学道日期之长短也。洗礼仪式如下：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适于中国人之观感也。有一张忏悔状，上写明求洗礼者之姓名，至行礼时，由各人朗声诵读，乃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神鉴。乃问求洗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任人于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每个受洗者顶上，且灌且喃：“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行礼毕，新教徒起立，将清茶饮了，并以盆中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净内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时认罪祈祷求上帝赦宥。受洗礼之教徒即领受各种祈祷文，于早晚进膳时念之。……遇有喜庆日期，如婚姻、新年或丧葬之时，则以兽类作牲品献祭，祭毕，与祭者同食之。……祈祷时，教友共向一方下跪，均面朝阳光入室之处，众闭目，一人代众祈祷。36
显然，洪秀全把他在广州教堂中观察到的基督教洗礼及礼拜仪式，加以改造，制定了自己的仪轨。但他诱人敬拜上帝的说辞，可说是荒诞不经，幼稚可笑。如此荒诞之教义，何以竟能迷惑万千信徒呢？
这就不能不提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信仰观了。远古蒙昧时期之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自然界抱有深深的敬畏，普遍持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古代中国人也是如此，天地山川无不有神祇存在，整个社会中充斥着对天地神灵的迷信。这种状态到春秋末期开始有了变化，随着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许多破落贵族流为庶族，而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知识，也经由他们传播到民间。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最先倡导一种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孔子理性主义态度的表现。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长期尊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遂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造成了一种持久、深远的传统。即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阶层，以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而宗教信仰则从属于个人的精神需求，不再能拥有往古的统治地位。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可以学道，谈禅，甚至佞佛，可他的人生志向不在于此，而是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致君尧舜，解民倒悬”的政治抱负，是显扬父母，光宗耀祖的实际追求。儒学颠覆了古代的信仰，将中国文化引入一条温和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的道路，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中政教合一的状态，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世俗社会状态，原因主要在于此。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7精英阶层历来为开风气者，其所为必会影响到民间，因而其他社会阶层也形不成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对所有外来与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种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爷，上帝、阎罗、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为神灵的祖师爷，延及动物，鬼怪、狐仙、黄仙（黄鼠狼），乃至历史人物（如关公）、神话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与故去的死人，只要听说显灵，无论何方神圣，普通民众的心态是开放的，一概来者不拒。可其态度又是实用主义的。譬如人们最熟悉的灶王爷，传说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间认为他每年腊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陈说人间善恶，所以都赶在这一天祭拜灶王爷，即所谓过小年。以为好吃好喝贿赂他老人家一回，他会在天帝面前为自己隐恶扬善，即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这种对待神祇的亦庄亦谐态度，在中国民间随处可见。再举一例，龙，是帝王之象征，崇高之至；可中国民间赛会及喜庆场合，无不舞龙，龙由天子之化身，一变而为芸芸众生嬉戏之对象。在用得着的时候，人们对神是虔敬的，所谓“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时，神大都被置诸脑后，直到下一个祭日的到来。此外，只要传说什么东西显了灵，为了趋利避害，中国老百姓都会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谓“淫祠”。闭塞落后、文教不兴的山区，尤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洪秀全在广西亲自参与捣毁的，即这种淫祠中的偶像。如赐谷村附近的六乌庙，供奉的就是一对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庙，祭拜的是当地一个杀母的浪荡子，传说谁得罪了他，会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庙，也是这一类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称是自上帝身边下凡来拯救众生者，专能除灾免病教化世人，岂不是活神仙下凡，对百姓之诱惑力尤大。“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38可见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人们对拜上帝的接受程度，从前洪在花县乡下传教，人们多视其为疯子，可在这山深林密的紫荆山中，闭塞愚昧为其提供了发展信徒的丰厚土壤。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乡野地带，百姓为避祸攘灾而建的“山神庙”，仍然比比皆是。笔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亲戚处，曾亲眼目睹他们依照巫医指示，建造山神庙以祛除灾病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所谓祛病健身的几大气功门派，如法轮功、中功等，都是这类邪教的现代翻版。可见，国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学的道路依旧漫长。
有了适宜的土壤，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大清帝国的衰败腐朽，才是洪秀全等所以能够逞雄一时的最根本条件。大清在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在接下来的嘉庆、道光两朝就走了下坡路。乾隆禅位伊始，鄂豫川陕就相继发生了白莲教之乱，朝廷以举国之力，足足用了九年才扑灭了这次动乱。而南方各省之天地会、北方之天理教与捻子都已开始露头。外患方面则有西北张格尔的叛乱，以及持续一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连年不靖的内忧外患暴露了帝国体制与国力的衰落，这种衰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专制集权所导致的风气败坏，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
满清以少数统治中国，除去以高度集权镇压汉人的反抗外，更多地采用怀柔政策羁縻汉人，如以大兴科举，轻徭薄赋，蠲免钱粮等种种手段收揽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诏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逢水旱灾年，朝廷除赈济平粜外，还会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无论这些措施在执行上如何，平心而论，清廷主观上是想要减轻百姓负担，维持一个太平繁荣的局面的。但钳制言论，皇权独尊的体制必然会导致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风气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39为投上所好，官员们报喜不报忧，层层将问题掩盖起来，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于当时的士习吏治，有冷眼旁观极清楚者。有个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认为吏治之败坏，在于士风，因为官员都出自士大夫阶层，士风不正，官风自然难正。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