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 又1/4日再减去1/300 日，求得月球的距离为地球直径的30 又1/6 倍，发现了白道拱点和黄白交点的运动，编制了几个世纪内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表，并用来推算日食和月食。公元前134 年依氏发现了新星，由此推动他编出了一分包括850 颗恒星位置和亮度（星等）的星表，发现了黄道和赤道交点的缓慢运动——岁差，算定岁差值为每年45 秒或46 秒，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观测资料，后人在定出行星的各种周期参数时，常利用他的观测结果，例如1718 年哈雷将自己的观测与依氏记录比较，发现了恒星的极微小的运行。第谷（1543—1601）也曾精心观测过天体运动，编制过精密的星表，重新测岁差为每年51秒。戴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仅从徐光启主编的崇祯《新法历书》提供的有限资料，得出了西方天文学抄袭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偏颇之论，他说：“西洋人旧法袭用中土古《四分历》，其新法则袭《回回历》，会望策又袭郭守敬，乃妄言第谷、巴谷测定以欺人耳。”①我们只能说东方和西方，中国和西洋，各自独立地研究天文学取得了若干相同的数据和结论，但许多研究古代中国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戴震弘扬中学，乃至后来以中国的勾股解释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
② 见《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并与28 页注④作比较。
① 见《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西洋的三角八线，甚至想取而代之等等，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三千年华夏文明流播至乾嘉盛世，逾越西洋者确实不计其数，在西学和中学之间，戴震出于彼而入于此，不能不说在总体上是有若干科学依据的。但是，西方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为适应逐渐形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除人文主义外，自然科学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麦哲伦的地理发现，伽利略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创造发明等等，都使西方近代科学以崭新的雄姿跃然于世，处于超越华夏传统学术的前夜。那时江永、戴震接受的西学主要还是传统的学问，如数学还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天文学还是第谷的地心说，而实际情况是，莱布尼兹用代数式表达的微积分已盛行于世，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也早已成为普及性知识，牛顿万有运动定律已得到广泛运用，哈维的血液循环说已妇孺皆知。江永、戴震在我国科学技术总体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代开始学习外国，诚为可贵，但走对了路却又走错了门（如未学哥白尼而学托勒玫、第谷），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妄断西方天文学抄袭中国的《四分历》、郭守敬《授时历》等，不能不说是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学术发初期的年轻少作中作如是观尚情有可原，后来成了一代学术的旗帜，站在学术发展史的前头指引方向的学术主帅时，仍不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如欲以勾股取代三角八线等），就负有历史的责任了。
继二十二岁著《策算》以后，一发而不可收，二十三岁写成《六书论》三卷（已佚），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二十五岁著《转语》二十章（已佚）。二十七岁著《尔雅文字考》十卷，三十岁著《屈原赋注》，三十一岁著《诗补传》。这些著作传到浙江，浙江学人中有人读其书，想其人，恨不相识，传到江南，查定庐、沈冠云等古稀老人皆引以为忘年交①。以上著作都是戴震三十二岁（1754 年）进京以前完成的，在学术思想上如同《策算》那样，与江永有密切的联系，且不反宋儒，因而本质上仍是光大朱熹学术精神的。
事实上，清代沿用明制，用八股科举取士，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宋代理学熏陶，甚而至于弃群经而只读《四书》。康有为说：“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简，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②即使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以程朱理学为起点和基础的。吴派首领惠栋搜辑疏通汉人经说，钱大听说他“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③。但他的父亲惠士奇红豆山斋楹帖却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④。戴震的老师江永则著有《朱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戴震《经考》和《经考附录》中反复引用程朱，早年著《诗补传》多次引用朱熹《诗集传》，乃至戴震谢世后其大弟子段玉裁有《戴东原先生配享朱子议》，可见程朱对乾嘉学人影响之大，戴震早年不反程朱，实属文化史的必然。
戴震青少年时代的交游，并给戴震学术以强烈影响的，还有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诸人，同门为朋，这些人都和戴震同时师事江永。
① 见《戴震年谱》等，《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2 页、212 页、213 页。
② 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269 页。
③ 《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④ 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服郑”指东汉经学家服虔（字子慎）、郑玄。戴震二十八岁时（1750 年）
曾赴童子试落第，始与程瑶田结交。正是经程瑶田介绍，戴震才得以去西溪村汪梧凤家教学童。程瑶田曾说：“吾与东原交几三十年，知东原最深。”①值得一提的是，戴震早期以《策算》为代表作的著述高峰期的形成，除老师的指点，同门的砒硕以外，还与贤内助朱氏的支持有关，二十六岁那年（1748 年），戴震娶妻朱氏。朱氏本新潭的农家良女，心地善良，俭朴淳厚，家庭生活中双方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侍奉长辈也殷勤周到。戴震的知友洪榜曾说：“先生事亲至孝，夫妇躬操井臼，浆酒饮食，亲自进之。”②朱氏贤慧干练，持家得法，又很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同志为友，朱氏是戴震日常生活中的志同道合的伴侣。段玉裁曾说：“夫人归于先生，先生方为诸生，攻苦食淡，以待舅姑，事君子，米盐凌杂，身任之，俾先生专一于学。”③戴震进入四库馆的第五年，积劳成疾，病死在北京，“夫人率子中立匍匐扶柩南归？？凡丧葬之事，经营困瘁，期于先生九泉无恨。”④朱氏力克艰辛，完成了戴震晚年早定的“归山”之志，葬戴震于故乡休宁的几山。戴震死后的第三年，子戴中立又死，因无后，“夫人谋于宗族”，继立族弟戴渔卿（戴霖）之子戴中孚为嗣子，为中孚娶妻，中孚妻卒又为续娶。凡此种种，可以告慰戴氏在天之灵，也宽慰了尚健在的戴弃（戴弁妻去世较早）。一位单身妇女，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办成这类重振家声的事是何等不易。朱氏八十岁时仍很健康，中孚为其母祝寿，段玉裁特地写了寿序，盛赞朱氏“夙夜匪懈，以勤劳节俭持其家，持门户于先生既逝后三十余年，其为戴氏功臣可知。”①
① 程瑶田《通艺录·五友记七》。见《安徽丛书》第二期函装本下函。
②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9 页。
③ 段玉裁《经韵楼集·诰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寿序》。
④ 同上。
第二章戴震的前期思想一、前期论学
戴震的思想可分前期和后期，从乾隆七年（1742）课学童于邵武、从师江永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结识惠栋为前期，其思想特征是不批宋学，同时褒扬汉学和宋学。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后期，其思想特征是批判宋学。
前期的主要著作有《筹算》（1744）、《六书论》（1745）、《考工记图注》（1745）、《转语》（1747）、《尔雅文字考》十卷（约1749）、《屈原赋注》（1752）、《勾股割圆记》（约1755）、《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二篇（1755）、《与方希原书》（1755）、《经考》、《经考附录》等。前期的主要学术活动还有将汉扬雄《方言》写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上方，为日后著《方言疏证》作准备（约1755）。还有论《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1755）。主要行止有：从师江永（1742）。娶妻（1748）。避难入京（1754）。寄居纪昀家（1755）。辞姚鼐从师（1755）。在京与纪昀、王鸣盛、钱大听、王昶、朱筠交游，以学问名闻京师。应秦蕙田之约请，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教王念孙读经书（1756）。
后期的主要著作有：《原善》上、中、下三篇（约1757 至1763 年间）、《声韵考》（1766）、《杲溪诗经补注》（1766）、《原善》卷上、卷中、卷下（1766）、《绪言》（约1769 至1772）、《六书音均表序》（1777）、《答段若膺论韵》（1776）、《水经注校》（1765·8 至1774·10）、《孟子字义疏证》（1776）、《声类表》（1777·5）等①。后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有：评介江永，著《江慎修先生事略状》（1762）。修《直隶河渠书》（1768）。参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1769）、参修《汾阳县志》（1771）。在四库馆校《九章算术》等（1774 至1777）。后期的主要行止有：在扬州结识惠栋（1757）。客居扬州（1757、1758、1760）。主讲浙东金华书院（1772 至1773）。与章学诚相遇于宁波（1773）。以举人特召入四库馆（1773）。应该提及的是，戴震论学的后期共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前两次为乡试考举人，1759 年一次，1762 年乡试中举。后连续六次为会试考进士：1763 年、1766 年、1769年、1771 年、1772 年、1775 年。清代每三年在京师举行会试，1771 年那一次是遇庆典特开的恩科会试。 1775 年会试不第（其时已在四库馆），后恩准与同年会试中录取的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掌管编修国史或草拟制诰的官署）的职官庶吉士。关于功名问题，戴震早年第一次乡试（1759 年）不第以后，就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年客居扬州时有《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十分明确他说：“夫儒者于平生之遇，率目为适然，独孜孜不怠，以学自治，竟老而不倦。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于今，欲借文学道艺立功名于后世，何见之归于浅也。”①甚至认为，求显于当世是私见之蔽，
① 有关《原善》三篇、三卷、《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成书年代，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24 至331 页的考证。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2 页。
并进而说出了自己“安贫乐道”之志。戴震说：“世之欣于禄位，从乎鄙心生者，不必挂语。若所谓事业显当世，及文学道艺垂千古，慕而企之，从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矣。？？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②总之，一切为了求知闻道。第三次会试不第（1769 年）后，应该说心情是抑郁的，但戴震并不拘于功名得失。他在同一年为惠栋的大弟子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作的序中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③这段文字，表明了戴震在追求名失败后归于古圣贤，“而为斯民道义之心”的心迹，并认为不能“徒以介其名”而求“通显”。可以说这是戴震自述对功名的态度的最重要的文献。当然，余萧客一辈子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与读书把眼睛读瞎了有关），这段文字也有表彰余萧客的意思在内。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再则；还应看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寻求功名是正常的人生道路，甚至可以说是立功、立德、立言 的必由之路。
戴震早年，对先秦经典、诸子百家、汉唐传注、程朱理学，以及明清以来诸哲如方以智、黄宗羲兄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无不熟读，这从《经考》和《经考附录》中随时可见。为什么不见读王夫之的记载？那是因此时夫之之学尚未传世①。但这不等于说戴震和王夫之没有思想史上的继承关系。《经考》一书、就是经学考证，书名就能表明戴震的治学方法：考据。今本《戴震集》中有几篇文章是在《经考》和《经考附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而形成的。乾隆十八年（1753）《与是仲明论学书》就是一篇。文章提到《经考》：“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