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正义：“光，充。《尔雅·释言》文。”历来都把“光”字解释成“充实”的“光”。戴震认为，这一解释已能“转致学者疑，他指出，“光”字不过是个“桄”字，这个“桄”字的古音是“古旷反”，“光”与此字同音，而隋陆德明《经典释文》：“横，古旷反。”可见“光”是“横”的通假字，① 《尔雅注疏笺补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2 页。②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5 页至29 页。③ 《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52 页。
① 《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52 至53 页。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0 页。
③ 《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1922 年吴兴刘氏嘉兴堂刊本三十八页。或者说“光”即“桄”的讹写，“桄”是“横”的古字。总之，“光被日表”即“横被四表”，“横被”即“广被”，原句犹言“横于天下，”“横乎四海”。戴震有感于千百年来的糊涂解释，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从而认为“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后来，戴震的破译完全被文献发现所证实。乾隆二十年秋钱大听从《后汉书·冯异传》检得“横被四表，昭假上下”一语。后来姚鼐又举出班固《西都赋》“横被六合”一语。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戴震族弟戴受堂又举出《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一语，如此等等，由归纳论证法可知，上述从字书到史书的文献证据完全证实了戴震的破译。
这种知识论的经验归纳论证，并不限于书本，而已敏于事实和实习，从而在文献考释中大大发扬了儒家的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例如，戴震在《辩、注、轨、轵、四字》一文中，对《诗经》和《周礼》中这四个字的实际意义作了文献辨证，精审详核，纠正了毛亨《故训传》、《周礼郑注》中的一些误解，还其本来的实际意义，可贵的是戴震联系古代车辆的实际构制。以文献验于事实，书言与事制情实并重，两相互补，以求确诂，戴震最后说：者，式（按：轼）前；轨者，车辙；轺者，车； 者，彀末；轊者，轴末。治其名，详其制，庶可以正讹文交错、谬说因循矣。
戴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在解释词义时同样注重事实。《说文·丸部》：“ （按：wěi 音委）：鸷鸟食已，吐其皮毛如丸。”段注云：“玉裁昔宰巫山县，亲见鸱鸟所吐皮毛如丸。”段以自己实地观察到的事；证明许慎的说法，是很可贵的。实际上，打开《说文段注》，到处可见以文献实证，博物资料说解许书，体现了实证科学的精神和归纳方法的应用。王念孙著《广雅疏征》，购买多种花草竹，鸟兽虫鱼，把亲证所得生于笔端，既纠往纰，复多新载。段、王的方法光大了戴氏的实证思想。
戴震词义诠释中验之事实的实证科学精神，不仅使知识论的经验科学上升到新的水平，而且对语义、逻辑方面的解释也提出了实证要求，从而使对象的解释向真理性的认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作为乾嘉时代的学术领袖，他的这一主张对提高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学术的真理性认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没有停留在语言文字，而向无限广阔的现实世界跨越，这固然与当时西方实证科学的影响有关，但更为实际的看法，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主客观统一的求实和创造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较西方晚近仅以语言逻辑而作求真要求的语言分析哲学高明得多，戴震解释哲学取得这一突出成就的原因，与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
戴震解释学中的实证精神和归纳方法，大大提高了语言文字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地位。它使任何人无法怀疑某一推断的真理性，它总是要求人们向对象研究、课题论证提供诸多事实验证，随之而来的也就产生了关于真理性答案的心理保证，有时后者对研究者本人和接受者都显得更为重要，这或许是几代人乐于接受这种可以局部称之为考据诠释法的治学方法的原因。这种验之文本和事实的词义诠释方法，是哲学释义的基础和前提，如前① 《辨诗礼注轨轵四字》，《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8 页。所说，它首先是那较为虚幻的道德哲学解释得以正确的心理保证，也是使这种哲学解释能被知识界接受的起点和途径，戴震在乾嘉年间创发哲学新义，尤其需要这样的考据学基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理”的解释完全经历了“文献考释——创发新义”的过程。中心意思是“文献考释”则据证《孟子》、《中庸》、《乐记》、《说文叙》等典籍中的“理”字说，“创发新义”则积淀了彼时代之商业经济文化、徽商经济文化，提出了“情”、“欲”为理的新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段玉裁不能欣赏戴震的哲学思想，他在《说文段注》中解释“理”字仍以文献为据，连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本身也被他钝化为据以释“理”字词义文献资
三、语言解释中的转语说和因声求义
语言解释哲学，决不停留在字词的一一古今对应上，正如文字有系统，词汇有系统一样，语音也有系统，为适应解释学的需要，对语音系统作解释，对语音和字、词的连结方法（它当然是语音和语言表达的哲学思想发生间接联系的中介）作解释，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语音和字、词的联结方法，中国古代早有“转语”说和“因声求义”说，后来又有古音的系统研究。最早谈及转语的是汉代扬雄《方言》，从扬雄举证的实例看，他所说的转语，是指两词声母相同，或韵相同，或声、韵都同的同义词，其中有不少是些同音同义词。晋代郭璞在《方言注》、《尔雅注》中都讲到转语，《汉书》颜师古注中也讲到“语转”、“声转”之说。至戴震的乡先辈，明末的方以智在《通雅》中则把由语声转变而分化的同源方言词，又把音近义通的同义词都叫作转语。戴震是他的乡先辈的知音，方以智的转语说在戴震那里得到新的发展，戴震著《转语二十章》①，把转语说全面贯彻到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中，后来又有洪榜、程瑶田、王念孙、阮元、郝懿行等都在转语的运用上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清代训沽学中的一个特色：词源学的研究。
和转语密切联系的是因声求义。因声求义，也由来已久。先秦典籍中屡见不鲜的声训是因声求义的一种，到汉许慎解释字义牢牢抓住构字的形体，力主“以形立训”，使释义有了更可靠的基本立足点，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声训过滥的流弊，但对形声字的意义，许慎在运用“以形立训”的释义法则时总是尽量考虑到声旁的价值。例如《说文·示部》的“禛”字，是个形声字。意为“至诚感神而得福”，许慎的解释是：“以真受福也，从示真声。”这显然是抓住形声字的声旁释义的，无疑已包含“因声求义”的含意在内。因此，段玉裁注云：“此亦当云从示，从真，真亦声，不言者省也。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知此，则声与义隔”。①段的意思是说，许慎说解字义在贯彻“以形立训”时，又总是考虑“因声求义”的层面，把形声字看作形声兼会意，而许慎释会意字时，则无例外地“以形立训”。从上面的引文也可看出，段玉裁则对许慎在《说文》中把形声字大都说成形声兼会意之举进一步显明彰著，加以申发，提出“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的“因声求义”命题。许慎之后，宋代王圣美提出过“右文说”，汉字左边多形旁，为字义范畴统类，右边多声旁，“右文说”谓字义在右边的声旁中。至戴震乡先辈黄生著《义府》，因研究古汉语的词义之需，明确提出“因声以知意”②、“古音近，通用”③、“一音之转”④等音义关系原则，但黄生并不精于古音，因而不可能将“因声求义”具体深入下去。后来，戴震竟由儿时对乡先辈的崇敬变成自① 今佚，一说并无该书，《转语》即戴震的《声类表》，今本《戴震集》中有《转语二十章序》。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2 页。
② 《义府》卷上“仡仡勇夫”条。
③ 同上，“敬寡、属妇”条。
④ 同上，“畴咨”条。
己的学术起点，抓住黄生提出的一些音义相关的原则不放，深化扩充，蔚成一代音韵学的大观。
转语和因声求义，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把汉语的古音系统应用于词义解释。转语，不过是将同一词语的不同形式，或不同词语的近似形式作比较，找出其内在联系，例如，有词语AB，另有转语它们间是音义相近相通的。因声求义，不过是据义附于音的原则，寻找该字（词）的另一个读音与之近同的未知的音形义统一的字（词），通常称为破假借字，对词来说是由假借义求其本义。
转语和因声求义，都是古音学的应用，反过来说也一样：研究音韵学、古音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转语和破假借字找本字，从而更准确地作出语言解释。这一实用目的，戴震是很明确的，音韵学内联转语和破假借字的语言解释，外联“以词通道”的哲学解释，两者不过暂时刈断和分开来研究。为了深入研究特殊的个别，暂时的刈断和放大廓开是完全必要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描写语言学家的鼻祖萨丕尔（1884—1939）所说：如果不是强调事物某一方面的特点并忽略某些与之矛盾的地方的话，我们就无法把事物装进一个一个“格子”里去，因为世象是一个连续体。但毫无疑问，深入那特殊的个别，并对它放大，完成其系统研究，归根到底又是为说明普遍联系服务的。戴震的转语和因声求义与哲学释义的关系，也莫不如此。现在来看看戴震如何说明音转学的实用性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秦蕙田曾经因经书中的一些字（词）义和读音问题求教于戴震，戴震写信答复了秦蕙田，信中阐述了“因声知义”、“因声求义”的音义关系的实用原则，戴震把古代的字书和韵书作了比较，指出这两种貌似不同的书，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过一为义，一为声，一为里，一为表。“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①。从意义角度看字音，“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从字形角度看字音：“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就词的意义而言，“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②。“一音或数义”，是指词义引伸、假借，而读音不变。“一字或数音”，则为多音字。可见词义有本义、引申义，还有假借义，重点应研究“一音数义”。戴震举例说：《诗·豳风·狼》“狼跋其胡”的“胡”（按：颔下垂肉）、《考工记·冶氏》“戈胡”、“戟胡”的“胡”用本义（实际上已有引申义）。而《仪礼·士冠礼》“永受胡福”的“胡”是“遐”的通假字，义亦释为“远”，全句略同于《诗·小雅·天保》“降尔遐福”。而《诗·曹风·贰昂煌蚰辍敝械摹昂薄ⅰ妒ば⊙拧つ仙接刑ā贰板诓幻际佟敝械摹板凇保搿昂巍蓖伲㈠凇⒑巍耙簧薄Ｓ帧妒分械摹澳保ā缎⊙拧そ谯汀罚ⅰ昂逃琛保ā缎⊙拧す确纭罚ⅰ澳姨保ā洞笱拧さ丛啤罚ⅰ澳∥夜保ㄍ希ⅰ澳挛疫q”（同上）、“胡宁我以旱”（同上），诸句中的“宁”字，历代注释家都没有解释出来，戴震惊人地发现：这些“宁”字就是“乃”字：“以转语之法（按：显即因声求义之法）类推。‘宁’之言‘乃’也。”戴震由此发现了一条极重要的解读古书的常规：“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知义矣。”③也就是通常说的①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5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破假借字。
为了更好地作词义解释，戴震还分析了“因声求义”中一些音义关系的类别。一是声同义别。例如蜥易之易借作变易之易。另一类是声义各别，如关门之关借作关（弯）弓之关（弯）。由于音义关系极为复杂，除假借以外，还有远引申义。音义不相关的同形字等。从戴震的举例看，他对假借的理解还有缠夹，例如，在第一类中，他举了动物的象与象形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