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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间的关系，正是贯串了戴震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地理学必须以大地为对象，而不是其他。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②“以山川为主”，就是以大地来研究地理，这就能把对象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思想。在“山川为主”中戴震又更深层地处理山和水的关系，他是以水领山的。如果说这一点在《水地记》中表现得还不明显，那么，在校《水经注》和修《汾州府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戴震叙《水经注》说：“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透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地的脉理）。”①在《汾州府志发凡》中说：“以水辨山之脉络，而汾之东西山为干为枝，为来为去，俾井然就序。水则以经水，统其注入之枝水，因而遍及泽泊、堤堰、井泉，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②“山川为主，以水领山”，这就是戴震的地理学思想，也是《水地记》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使戴震的水地研究除了为解经服务外，还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门类科学。《水地记》的二十四条目的确立及条目间的关系，完全贯彻了“以山川为主”的思想，同时也努力贯彻“以水领山”，无水源可寻时则叙述其山脉走向。除举出的首未两条外，其余二十二条是：2 河北之山，昆仑东千里而近日积石。3 鲜水西北，白龙堆沙之东日三危，是山不协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① 见《辞书研究》1985 年6 期。
②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禹贡之文，其名盖后起也。4 北迤东日嘉峪。5 弱水所出日穷石。6 北迤西日合黎。7 河惶之北大山曰祁连山。8 逾猪野之南，河西大山曰贺兰山。9 北河之北高阙东曰阴山。10 河曲外曰缘胡山。11 汾水所出日燕京之山，桑乾水所潜也。12 汾西河东自燕京别，而南离石水所出曰梁山。13 黄栌之南，胜水所出日歧山。14 西望孟门，夹束河流日壶口。15 汾水之左，自燕京别而东南，漳水所出日少山。16 右转历镣武而西，少水所出日谒戾之山，少水者泌水也。17 沁西彘水所出日霍山，是为太岳中岳也。18 历东陉而南曰析城。19 迤东沇水所潜日王屋。20 自东泾别而西，讹水所出山曰清野。21 又西南日薄山。22 西抵河曲中，雷水所出日首山，是为雷首。23 自轑武、侯甲左转， 水、蓝水、潞水所出，日发鸠之山。①从戴震对二十四条条目的解释中可看出哪些科学思想呢？这些思想，都是从其释义本身的体例和方法体现的，一是继续贯彻“山川为主，以水领山”的基本体例。大山之外有小山，干水之下有支水，基本体例不仅用于条目的确立和条目间的联系。而且用于解释条目。如第1 条下以山水释昆仑：《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昆仑，今西番名枯尔坤，译言昆仑也。有三山白阿克塔沁，日巴尔布哈，最西而大日巴颜哈喇？？由洪济粱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日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又南迤西连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语呼冈底斯者，绵亘二千里，皆古昆仑之虚也，犛水出聋石山，与河源相去仅三百六十余里，中隔一岭，即巴颜喀喇之岭，犛水亦呼犛牛河，语之转为丽水，今名金沙江。西番呼木鲁鸟苏，至喀木境又呼布赖楚。
解释对象，当然要设立参照物，戴震解释地理条目的参照物是郡县治所等等。但《水地记》毕竟不是标准的辞书。戴震是立意一反传统的地理学“于古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的做法，而“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的。这一做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以地理体现行政建制。例12 条解释梁山：山在今永宁府州东百三十里，东接交城县界，北连赤谼岭，接岚县界，西逾溪谷，为临县，一名吕梁。
又如14 条解释孟门山，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山在吉州西南七十里，河西则陕西宜川县东南二十里之孟门山也。《汉志》河东郡北屈，《禹贡》壶口山在东南，今州东北有北屈故城，然则山当在其西南，作东南误也。在解释条目中，经史子集无不俱引，与其说用水地山川来解经，倒不如说以经典文献为历史证据为解释地理条目服务。例如首条解释昆仑山引了《尚书。 禹贡》、《尔雅。 释丘》、《史记。 禹本纪》、《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汉书。 地理志》等等。其中一段说：昔相传《禹本纪》、《山海经》、《淮南鸿烈》及《水经》诸书所言昆仑河源，辗转蹈袭，鲜能证实。《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西域还，为天子言于闻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则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水地记》一卷。
书本文献仅仅是证据之一，有时更需古今对应和实证，戴震以其朴学的求实精神，是很注重名和实的现实状况的，例如第三条的解释：鲜水今之青海，番名呼呼淖尔，值沙碛之东，西宁府之西，肃州甘州之南，积石之北。潞江自发源即成池三，皆黝黑，其池殆所谓玄趾者欤？三危盖其所经之地，岁久名湮，无以证实耳。昆仑、析支，《禹贡》于雍州言之。此水导源三池，去河源金沙江源不远。三跂置如鼎足，皆在冈底斯东北，然则雍之西南境至此水上游，梁之西境至此水，可无疑也。有时戴震以地理实情与文献中的史实挂钩，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例如，戴震以地理中的潞江之源的“玄趾”和“三危”来回答屈原提出的问题，他说：今所谓三危山者，其下亦无水径通《禹贡》之黑水，三危不在河北甚明，《屈原赋。天问篇》曰黑水玄趾安在？？？潞江发源即成池三，皆黝黑，其池殆所谓玄趾者欤？三危盖其所经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以相应的历史事实傅之于山川，写山川，实际上是写相关的历史事实。第9 条写阴山时通篇为之，从赵武灵王一直写到唐代天宝年间，通篇历史故事，读来不觉枯燥。掩卷而思，戴震这一写法的精神，和顾炎武言山川重视历史递变的态度确有某种共同之处。他说：《史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广曰，在金城，今兰州府治，本汉金城县），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六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按：地名）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汉书》：竟宁初，呼韩邪愿保塞，因议罢边备，塞吏卒，郎中侯应日：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水草，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经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元和七年河溢，西受降，域南面多毁坏，八年振武帅李光进请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治于天德，军北城。李绛、卢坦以为旧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又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侯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二百里也。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李吉甫策。九边考自阴山而北，皆大碛，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中国得阴山，则乘高一望，寇出没踪迹皆见，必逾大碛而居其北，去中国益远，故阴山为御边要地，阴山以南即为漠南，彼若得阴山，则易以饱其力而内犯，此秦、汉、唐都关中，必逾河而北守阴山也。
读戴震上述注释文字，可谓完全没有书卷气，后一段不仅重历史，而且重军事，强调阴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类似的文字在第24 条注释中也有：《金史·地理志》济源县有太行山，以沁水为界，西为王屋，东为太行。考河北八陉，起西南，迄而东北，一曰轵关陉，在济源西北十五里，当轵道之险。《史记》苏秦说赵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危是也。
清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是军事地理，戴震引用该书时强调某地的军事性质：山在今肃州西北七十里之西麓，即嘉峪关。《读史方舆纪要》云：国初收河西地，西抵玉门，北至沙漠，而仍以嘉峪为中外巨防。
第四曰溢口陉，山岭高深，实为险厄，《读史方舆纪要》云：滏口为自邺西出之要道。诚然，戴震与顾炎武，顾祖禹所处的时代不同，不大可能说他仍有亡国之痛和排满情绪，但他的经国济世的求实精神则是与顾炎武、顾祖禹一致的。《水地记》无疑也涉及到军事地理。
《水地记》作者还写了大好河山，体现了作者热爱中华大地的丰醇情怀。他说：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美术茂草，山中冬温夏冷，宜牧放，牛羊充肥，乳酪美好，焉看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丰茂，宜畜牧，与祁连同。匈奴失祁连、焉耆（按：后译为“胭脂”）二山，乃歌日：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耆一作焉支。
如此看来，《水地记》是叙述中华史地的教科书，内容之博大，规模之宏伟，前无古人。作者思想方法的内在逻辑，确如段玉裁所说：“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①然后由总而分，以水领山。在解释中，“自《尚书》、《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战国至今，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赜而不乱。”②全书是以中华历史文化为贯串来叙述中华大地的山川水流的。著《水地记》的初衷，与清代朴学一贯主张的窄而小的研究很不一样，以其内容和规模，“此书固非旦夕之所能完成，先生志愿之大，以为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③尽管如此，《水地记》既为《七经小记》之一，治经者当有所稽，又从其撰著体例、思想方法、内容和实际作用，以及其学理逻辑看，《水地记》在戴震那里是作为独立的史地学而存在的。《水地记》成为学人研治相关内容的依据。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陉”字下即引据戴说④。《水地记》也是清代史地学史上以水为主的奠基之作。《水经注》已越千余百年，清儒大有赓续其业的志趣。早先就有黄宗羲的《今水经》，但过于简单，塞外之水尤多误。《水地记》也是出于续《水经》的初衷的。继戴之后，有齐召南《水道提纲》二十八卷等等著作，开其宏基的实为戴震。戴震尤善制地图，段玉裁曾说：“用晋裴秀法，而里数之远近，即可计北极之高下，凡直省府厅州县方乡四至八到，无少差误。”①此外，戴震史地学成就与他对天文的精湛研究也是分不开的。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段玉栽著《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734 页。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7 页。
四、对《易经》的研究
戴震早年就对《易经》作过很勤密的研究，在《经考》中，围绕《易》学研究写下的笔记条目有：重卦、三易、易取变易义、彖辞爻辞、九六七八、十翼、易为卜筮而作、理象数、卦变、互体、宋儒复《易》古本同样，在《经考附录》中，戴震也写下了不少《易》学条目：重卦有四说、连山归藏、《易》一名而函三文、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题周以别前代、《周易》上下经、卦名、汉初传《易》、焦延寿京房之《易》、王辅嗣韩康伯注《易》、子夏《易传》膺本、《河图》、《洛书》、大衍、先后天图、太极图、程子《易传》、朱子《周易本义》、言古《易》者各异在《戴东原全集》中，并无戴震研究《易经》的专著，今本《戴震集》中，也只有极少数的《易》学论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