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宋词- 第2部分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黄昏以后，刚刚入夜，白天的妆已经有一点乱掉了，这些华丽宫廷里的女子，要再化一次妆。从这句词里可以感觉到女子皮肤上的细腻，白，像雪一样美。“春殿嫔娥鱼贯列”，在他的宫殿当中，那些妃嫔，那些美丽的女子盛装像鱼一样排在那里。“凤箫吹断水云闲”，宫廷里面养了非常多的伶工，唱着美丽的歌，吹笙、吹箫，音乐竟然让宫廷里的烟雾都散开来了。“重按霓裳歌遍彻”，音乐演奏完了，开始重新演奏霓裳曲，“霓裳曲”是唐代的大曲，是穿着彩色华丽的衣服去跳的一种舞。《长恨歌》中也提到霓裳羽衣曲。

　　　　“临风谁更飘香屑”，这么美的音乐，这么美的舞蹈，是谁锦上添花，随着风，撒了很多花瓣？“醉拍阑干情味切”，好像已经喝醉了酒，在那边拍着栏杆唱歌。这都是在写皇宫里面的娱乐生活，是追求感官愉悦的华丽生活。“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宴会结束的时候，李后主跟旁边的侍从说，不要点那个红色的蜡烛，因为今天的月光特别好，他想趁着月光踏着马蹄回家。这个皇帝就是一个诗人，他大概注定非亡国不可，爱美爱到这种程度，享受美享受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不敢相信可以把政权放到他手上。

　　　　在李煜早期作品当中，我们读不到感伤，他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感伤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富贵的第三代，也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人。祖父打天下，父亲守成，孙子干什么呢？当然就是花钱，就是挥霍。所谓富不过三代，大概就是讲这个意思。所有偏安江南的朝代到第三代，常常出现这种现象。华贵、富丽，又有点糜烂的生活出来了。

　　　　后半生的亡国之痛

　　　　等到宋太宗大军南下的时候，李后主吓了一跳：“怎么打仗了？”他曾在诗里写过“几曾识干戈”，什么时候想到要打仗？从来没有想到要打仗。从皇帝忽然变成俘虏，巨大的命运转折，使他在文学史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王国维说李后主的第二个角色，是他后期的诗担负了基督、释迦牟尼的原罪感。他是一个亡国之君，觉得所有的罪都由他来承担吧，不要让百姓受苦，所以他后期的文学忽然跳到很高的境界。王国维对他有两个评价：一是说他是词的改变者，把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的革命者；二是他后期亡国之后，担负了人世间最大的苦难，所以认为他同基督、释迦牟尼一样，有巨大的赎罪感。这样一个角色，也许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理解的。

　　　　作为一个帝王，李煜身份很特殊。我们很难要求他前半生会有不同凡响的文学表现。因为他的生活，在某一个部分，可以说已经被注定了。祖父是皇帝，父亲是皇帝，他顺理成章要做皇帝，又有这么富有的国库，你真的不知道他能做什么。在《玉楼春》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于整个生命的态度，跟后来亡国以后的感觉非常不一样。《玉楼春》还不能代表他早期最典型的淫乐风格，如果读他的“手提金缕鞋”，真是觉得这个皇帝玩得有点太过头了。

　　　　王国维在评论他的时候，有一种很特殊的悲悯。王国维说李煜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从小在一堆女人当中长大，没有办法要求他不写这样的诗。他根本没有机会出宫，没有机会到宫廷外面去看人生百态。他生命另外的一个开始，就是亡国。他前半生面对自己追求感官上的愉悦，是诚实的，后半生亡国以后他的哀伤也是诚实的。

　　　　《破阵子》

　　　　《破阵子》是李后主一首重要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在亡国之际生命形态的转折，好像忽然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富贵繁华都幻灭了，这首词大概是李后主对他自己一生最诚实的回忆。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楼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是讲李氏王朝在江南四十年的历史，不是讲他自己，是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再到他，三代李氏王朝。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国家会灭亡。他们大概拥有了三千里土地，所以说“三千里地山河”。他回忆南唐四十年来的统治，将近半个世纪的繁华，“凤阁龙楼连霄汉”，皇宫里面盖的那种非常漂亮的房子，装饰着凤和龙的楼阁，简直已经连到天上去了，像摩天大楼一样。“玉树琼枝作烟萝”，皇宫里面种的树木像玉，树枝就像宝石，华丽珍贵，在园林当中流荡的烟雾，薄得像织出来的纱一样。他在写一种富贵，富贵之下，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打仗，“几曾识干戈？”

　　　　王国维对他的评价中有很大的悲悯，一个偏安江南的皇室的第三代，大概也没有其他路可走，北方的宋王朝已经建立，虎视眈眈，宋太宗正要挥兵南下，一个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深情男子，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叫做战争。顾闳中画过一幅《韩熙载夜宴图》，画的就是当时在李后主的朝廷里面做大官的韩熙载，他曾经建议加强国防，北伐中原，可是朝野上下没有人想打仗，韩熙载后来也放任起来，在家里通宵达旦举行夜宴。后来李后主就派顾闳中住到韩熙载家，把他们家里繁华的夜宴画下来。

　　　　在这首词里，可以读到李后主对自己成长经历的描述，如果从比较悲悯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个第三代帝王，大概也只能有这样一个结局。有了这个结局之后，他觉得有一种难堪，他又有一点像天真的小孩，不知道亡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回忆到“一旦归为臣虏”，那一天忽然他变成了俘虏，宋太宗把他抓到北方的汴京，封他为违命侯。凯旋了，自然要庆祝，宋太宗招待群臣吃饭，对李后主说：“听说你很会填词，我们今天宴会，就填一个词，再找歌手来唱一唱吧。”李后主就写了词给大家唱，宋太宗称赞他说：“好一个翰林学士。”这里面有很大的侮辱，根本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帝王。

　　　　但是李后主变成俘虏以后，想到的竟然还是美。“沈腰潘鬓消磨”，用了两个典故，“沈”是沈约，“潘”是潘安，是南朝时的两个美男子。这个皇帝真的非常有趣，被抓变成俘虏了，心情很不好，原来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很自豪的身材容貌都开始要憔悴了。王国维对他的欣赏，是因为他的一派天真。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亡国，什么叫战争，什么叫侮辱。他还在讲他自己的容貌之美，担心自己的容貌要憔悴了。下面是他最哀伤的回忆。他觉得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刻，是亡国的那一天。古代有一个习惯，君王亡国后，要到祖宗的坟墓前面去磕头，跟自己的祖先告别，然后辞庙。“最是仓皇辞庙日”，李后主用了“仓皇”两个字，敌人没给他很长时间，他就跑去拜庙，拜完庙就被抓走了。他觉得很惨，“教坊犹奏别离歌”，“教坊”是皇室里面的乐队，乐队觉得皇帝要走了，就演奏起充满离别意味的曲子。他看到平常服侍他的宫女，就哭了，“垂泪对宫娥”。这首诗被骂得非常厉害，大多数选本都没选这首作品。

　　　　人们觉得到这个时候李后主还“垂泪对宫娥”，真是亡国之君，实在太过贪好女色，亡国的时候还惦记着宫娥，如果他说“垂泪对祖先”好像还可以被原谅。王国维却认为他作为诗人的真性情就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他觉得要走了，最难过的就是要与这些一同长大的女孩子们告别。所谓的忠、所谓的孝，对他来讲非常空洞，他没有感觉。这里颠覆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绝对是真性情。李后主没有感知到家国，他就是感知到宫娥，因为他是跟这些女孩子一起长大的，没有其他机会去感知到底家国是什么。家国对他来讲，只是供他挥霍的富贵。“凤阁龙楼连霄汉”或者“玉树琼枝作烟萝”，对他来讲，这就是家国。至于“三千里地山河”，他哪里去过？疆域对他来讲，有一点像卡尔维诺写的《看不见的城市》，他从来没有真正看过，他一直在宫廷里，连南京城都没有出过，一个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第三代帝王，“垂泪对宫娥”就是他应该要讲的一句话。

　　　　王国维对李后主的评论，有非常动人的部分。文学的创作，艺术的创作，最重要一点就是是否真实。如果存在作伪，就是有问题。可是当文化传统要求文以载道时，我们不得不作伪，不能不载道。李后主写的“垂泪对宫娥”，如果以现代视角来看，刚好颠覆了人的伪善部分，所以王国维认为他从此以后背负了释迦牟尼与基督的原罪。他到北方之后，觉得身上背负亡国之君的原罪，后来的宋徽宗也是如此。他们完成了文化上的角色，却输了政治上的角逐。

　　　　政治上的失败者，文化上的贡献者

　　　　在政治历史上，李后主、宋徽宗都是亡国之君，是受诟病与批判的，可是在文化上，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朝的词，没有宋徽宗就没有南宋和元以后绘画上这么高的成就。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惊人的。

　　　　宋徽宗留下一个传统，作为一个执政者，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收藏，是不配作为执政者的。后来的人接受了这种理念，因为他代表了正统。正统并不是政治，不是政权，而是一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批文物一直被保存下来，在任何战争当中，执政者最先要带走的就是这些文物。没有宋徽宗，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李后主和宋徽宗这样的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的美术史上，他们两人是被批判的，政治上的评判被带到了美术史的评价上。如果写政治史，宋徽宗被批判是正常的，可是写美术史批判宋徽宗如何立论？宋徽宗的个人创作丰富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收藏、他编纂的画谱的影响力都极大。这说明政治史一直都在干扰着文化史，我们还没有独立的文化观。我想这是我们在美术史、文化史上，将来一定要纠正过来的一个大问题。一篇文学作品被选入国文课本，常常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这种状况里，一代一代人会被牺牲掉，无法看到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我们可以知道文天祥的《正气歌》、方苞的《左忠毅公轶事》、林觉民的《与妻书》为什么被选进课本？不见得因为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觉得当李后主写出“垂泪对宫娥”的时候，颠覆性有多么大，他等于是打了已经习惯于伪善的文学传统一个耳光。他就是不要挥泪对家国，而是挥泪对宫娥，这是他的私情。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令人羞怯和难以启齿的部分，只有天真烂漫的李后主，才如此坦然地写出来。我一直很感动于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给予李后主新的定位，不然在整个文化传统中，我们甚至都会怀疑，到底应该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王国维说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词的成就。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给予文学形式一种新的可能性。王国维最喜欢讲“境界说”，原来的低俗文学，被提高为有境界的文学。李后主亡国之后，被软禁在宫廷后院，唱着这些歌，忽然对生命有了不同理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我们大概从中学时代对这些句子就非常熟悉，熟悉到已经觉得李后主不是在写自己，而是在写生命从繁华到幻灭的状态。

　　　　“朝来寒雨”、“晚来风”，华贵的生命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坎坷。在不断的打击下，自己的生命应该如何去坚持？“胭脂泪，留人醉”，他还是如此深情眷恋。“胭脂泪”当然是讲女子，胭脂是红色的，红与泪变成了一个意象。我之前提到李后主的词与李商隐的诗有文化血缘上的继承关系，在整个意象处理上，红色与泪变成他后来的重点。李商隐曾经用“醉”去形容流霞。“泪”、“醉”、“红”或者“胭脂”，都是他们喜欢用的字眼，基本上可以总结成从繁华转成幻灭的感觉。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定都于南京的朝代，对于长江东流去的感觉特别明显。在文学当中，李后主把这个意象用到最丰富的状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意象在他的诗中一直被重复，他晚年在北方做俘虏的时候，时常感叹时间的消逝。时间的消逝当中，有一个意象是“故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