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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将军执掌中国石油帅印的激情时代吧。
两口日产千吨油井在相距并不远的同一块地质构造上产生，这让将军和康世恩他们兴奋不已。
大喜特喜！我要请客！将军令办公厅的同志将翟光明等技术人员从前线请回到北京，在一家饭店里请他们吃了顿“涮羊肉”。
由红烧肉到涮羊肉，是将军他们这一代人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的一种庆贺胜利、释放心情的某种特殊表现形式，很有点意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农民的儿子们，带着泥巴打下了江山，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农民俭朴的生活习性——吃红烧肉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某种象征。这种象征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毛泽东本人则一生以吃红烧肉为生活的某种“最高境界”。将军他们毕竟比毛泽东年轻一些，他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些，接受新事物也来得快。他们也适应了六七十年代当时在北京城内流行吃“涮羊肉”的时尚。
红烧肉解馋，羊肉则更具营养保健作用。两者区别于此。
话说康世恩向余秋里报告有口新井打出比“港5井”出油量翻几番的高产油后不多时，1965年3月，位于港西地区的港3井钻至第三系地层时，发现良好油气显示。经试油，日产达161吨、天然气两万方。如此油气，预示着渤海湾的另一处新油田——大港油田的正式诞生！
这回将军没有能够出面请前线有功人员吃“涮羊肉”，此时的他已经被调任到了中南海的“小计委”任职。而更重要的还有另一层意思——毛泽东刚刚有话对他说过。
什么话？夹着尾巴做人。
事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现的一幕。那天将军正从会议大厅走出，突然被人叫住：“余部长，请您稍等。一会儿还有您的活动。”
“余部长”现在是热门人物，只要一开会，天天有人叫住他，记者不用说，光是那些老领导、老战友找他聊聊大庆的就弄得他团团转。人家是高兴才来找你的嘛！再说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向大庆学习嘛！大庆是你打出来的，不找你找谁？你现在是大红人——毛主席的大红人，可别不理睬我们这些老战友老同事啊！
哎哟哟，我有那胆子吗？将军在这些人面前只有用右手捏住空袖子说话的份，见人三分谦和。这实在是活受罪——将军是一生挺着胸膛走路的人，现在这份罪真够呛！
想溜？不行不行，在人民大会堂可不能溜。
“请，余部长。”另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引路。
“余部长，您也在哪！不知留下我们干什么？”一双眼睛四处看不够的王进喜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在将军面前。瞧他那惊喜万状的样儿，将军开心地悄然凑近王铁人的耳朵说道：“可能是中央领导要见见我们。”
“是吗？会是谁呀？”王进喜有些按捺不住激动地瞪大眼睛看着将军，然后又眼睛滴溜溜转着左右张望。
“请！”工作人员又来请了。将军和王进喜被领进一个厅，俩人眼前猛然一亮：原来毛泽东主席坐在一张圆桌前正笑眯眯地在等着他们。
“报告主席，我和王进喜同志来了。”将军仍然一个立正，向毛泽东敬礼道。
毛泽东红光满面地向将军和王进喜招招手，又指指圆桌上两个空位子：坐坐。他朝王进喜笑笑：我认识你，大庆的王铁人。
将军这时才看清，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坐着几个熟悉的人物：左边紧挨毛泽东的是董加耕，王进喜在董加耕旁边，自己则被安排在王进喜旁边。毛泽东的右边是邢燕子，再右边是陈永贵。将军一看自己的左边是老熟人、同乡曾志同志。紧挨着曾志的是钱学森、彭真和罗瑞卿。将军明白了：他和钱学森是“大庆”和“原子弹”工程的代表，王进喜和陈永贵是工农代表，董加耕、邢燕子两位是知识青年代表。
来来，大家不必客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是我的生日，但这顿饭，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也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毛泽东说到这儿，用筷子指指坐在同桌的王进喜和陈永贵等，说：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嘛，我们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毛泽东开始一边给几个劳模和有功之臣夹菜，一边极其随便地说着。
原来如此！余秋里转过头，看看王进喜，王进喜似乎有些不太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十分拘谨又有些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一个劲地半张着嘴，傻笑着盯着毛泽东。
吃，吃吃。余秋里用右胳膊肘轻轻碰碰王进喜，给他提个醒。
是是。沉浸在幸福和意外中的王进喜拿起筷，但仍然不去夹菜，还是一个劲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领袖毛泽东。
71岁？一点也不像！看上去最多也就50来岁。王进喜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毛泽东，可他不敢说话。脸上还是挂着几分憨傻地看着毛泽东。
“余秋里和石油工人们一起搞出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席间，毛泽东又特别高兴地提到大庆，而且专门给余秋里和王进喜夹菜。随后又对余秋里、王进喜等说：“你们可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要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喽！”
“是主席，我们一定照您的指示办，夹着尾巴做人。”将军欲起身向他一生无条件服从的最高统帅作保证，却被毛泽东用筷示意坐下。
“吃吃，今天这顿饭是用我的稿费请客，你们不吃白不吃啊！”毛泽东这话让几位劳模一下卸掉了拘谨感。王进喜甚至在将军耳边悄声说了一句：毛主席真逗。
将军笑着把一块红烧肉夹到“铁人”碗里，算是回应。其实他心里比王铁人还要陶醉。
自松辽找到大油田并将一车车原油运送到内地，基本结束“洋油”时代后，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之欣喜程度用贺龙元帅的话是“不得了”。这不得了到底是什么个样子？什么个程度？谁都可以想象。但假如你要想象，就必须把当时中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与苏联闹翻的背景一并考虑进去。在这两个背景下，毛泽东现在既已从自然灾害的困境中摆脱，又跟赫鲁晓夫的较量中稳定自若地把握着斗争的航舵，现在大庆油田源源不断地供给国家经济发展的“血液”，他毛泽东能不高兴得“不得了”吗？太高兴了，高兴得一向不轻易连续表扬谁的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逢会必说大庆，必表扬余秋里。
中国人什么事干不成？余秋里他们在松辽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也干出了一个大油田嘛！
我认为大庆油田是有中心思想的，有论证的。余秋里把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打歼灭战。他是违背计划来办事的。他们是一无公路，二无粮食，三无房子，能够打歼灭战！我们搞什么事就得打破些条条框框，余秋里他搞出了个大油田，就是打破了一些条条框框嘛！
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部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
……
毛泽东的话在不同场合，在不同干部中一遍遍地讲着，不停地讲着，连那些好胜心强的开国元勋们都有些眼红余秋里了。然而毛泽东的话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而且在1964年元旦时，又来了次更大的声势——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这句经典口号后来在全中国喊了几十年，但君不知，在这句口号后面还有一句虽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但却在部长和高级干部中曾流行一时的话，叫做：“部长学余秋里”。
余秋里太红了，红得他想夹着尾巴做人，可有时也很难。这不，在人大会议上、在首都万人大会上，他作完一次次会战汇报报告后，突然有一天中办通知他说毛泽东还要找他谈谈。还要谈什么呢？将军心里犯嘀咕。
“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石油大会战的事吧！”毛泽东又出了这个题。他身边坐着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
还要讲？将军不知所措地看看毛泽东——毛泽东一脸期待的欣喜状，像一个没有听够《水浒传》的评书听众。将军又将头转向他的那些尊敬的领导们——周恩来冲他笑笑，意思是讲吧，我们也还想听听呢！再看陈云——陈云干脆道：“余秋里，讲嘛，讲讲大会战的情况嘛！”
再看看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已经作好了倾听的准备，一双眼睛直盯盯地看着自己……
将军知道自己又不得不再摇一次“尾巴”了：
“主席，我有一个想法。”将军突然这么说，“我们在松辽搞的这个石油大会战，能这么快的取得胜利，搞出现在这么个大名堂，关键是靠了您的‘两论’……”
躺坐在沙发里的毛泽东突然神情集中地转过头来，颇为疑惑地：“‘两论’？”
“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嘞！我们从会战一开始就认真学习的！”将军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心底，他一生敬佩和绝对服从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文革”中有人几次三番逼将军说出他的“黑后台”时，他一怒之下掏心窝道：“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其他人的我不听！”这回他说的也是心里话。
“哈哈哈……”毛泽东明白过来后，开怀地大笑起来：“余秋里，我那两本小书有那么大作用吗？”
“主席，我觉得这两本书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嘞！”将军站立起来，仿佛要像当年详细汇报战场军情一样。
毛泽东笑着示意爱将坐下，然后对周恩来他们说：“不过，我的那两本小书相比之下，《实践论》好读些，《矛盾论》比较难读。”
周恩来接过话：“大庆的基本经验，就是靠的‘两论’起家。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怎么依靠‘两论’起家的？”
“我们主要是学主席‘两论’的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将军开始娓娓动听地讲来，他的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汇报，让毛泽东听得入神，也让中南海的决策者们频频点头称道。
我看余秋里行嘛！谁说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他余秋里当计委副主任不行吗？毛泽东又要点将了。点的将又是余秋里。
这是1964年底的事。
1964年这一年，大庆红遍了全中国，也响彻了全世界。毫无疑问，作为大庆这面旗帜的旗手和战役的最高指挥者，他余秋里也跟着在毛泽东及众多高级领导干部眼里身价倍增。
这一年，毛泽东高兴呀，大庆的油使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列车飞奔了起来，而原子弹的爆炸又使毛泽东在国际斗争中有了跟美帝、苏修较量的铁拳头。
大庆的油和西北“轰隆”一声震天的原子弹爆炸使毛泽东重新恢复了“胜似闲庭信步”的潇洒，并开始又将目光集中到了国内经济建设上来。此刻国内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了？老实说并不怎么样。自“大跃进”后，中国的经济形势让毛泽东一度很是头痛。加上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各行各业可以说除了石油工业外，都不怎么理想，尤其是国民经济生产速度问题，远没有毛泽东所愿望的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那种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这其中，毛泽东最不满意的还是国家的计划方案。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计划编制，就是国家建设的“大法”，这“大法”不令人满意，国家经济形势会有什么好的局面？
毛泽东早已觉察身负执掌全国经济大局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如同“一团死水”。既然“死水一团”，就得有人去搅动搞活它。于是毛泽东有了1964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的问话。
让秋里同志去好！“去冲破一潭死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点将表示赞赏。
据将军的家人讲，有一天将军在半夜接周恩来的电话，因为是深更半夜，将军说的话家人都听到了，将军一再在电话里说“我文化水平低，又一直在军队工作，建设经验缺乏”、“石油部虽然搞出了些成绩，但也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支持的结果”、“计委工作我实在没那个能力”等等话。家人们这才知道将军可能要调动工作了。
可事隔几日后，将军“不去计委”的话再也没有了。原来一问，将军说：总理几次三番地找我谈话，又说是主席点的将，我不去行吗？其实据跟随余秋里一直到晚年的雷秘书介绍，将军他之所以接受计委工作除了坚持党性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将军的挑战意识和从不怕困难的品格。将军是很清楚计委的工作性质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国家计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