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能起比较直接的作用；但如何能在不损害作品整体和古代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他正在进行艺术上的新的探索。他不希望别人奉为圭臬，而且深恐它会导致创作态度的不够认真和严肃，这是他所“不满”的主要原因。他说：《故事新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难道真的是利弊掺半吗？事实并不如此。鲁迅曾说：“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们当然不能说这种“油滑”的作法绝对没有弊，它被人指为“缺点”就是一弊，然而鲁迅所以坚持运用者，就因为这种写法不仅可以对社会现实起揭露和讽刺的作用，而且由于它同故事整体保持联系，也可以引导读者对历史人物作出对比和评价。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些情节似乎是不真实的，但就作品整体说来，它反而有助于作品的真实性。卢那卡尔斯基曾指出过这一点：“只要它具有很大的、内在的、现实主义的真确性，它在外表上无论怎样不象真实都可以。”他举“漫画笔法”为例说：“用这种人为的情节，不象真实的情节，比用任何其它方法更能鲜明而敏利地说明内在的真实。”就《故事新编》中这些穿插的喜剧性人物来说，由于它是以古人面貌出现的，与故事整体保有一定联系，我们可以设想古代也有这种在精神和性格上类似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习见的人物；同时它又可以在某些言行细节中脱离作品所规定的时代环境，使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到它的现实性，使它与作品的主要人物和主要线索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除对现实生活产生讽刺和批判作用以外，还可以使人们易于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理解和作出评价；这就是“油滑”对作品整体所起的作用。当然，这种古今杂糅于一身是会产生矛盾的，但一则它是穿插性的，对整体不会有决定性影响；二则它集中于喜剧性人物身上，而“鼻子涂白”的丑角式的人物本身就是有矛盾的，这是构成喜剧性格的重要因素。捷克学者普实克对《故事新编》这种手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视为开创了世界文学中历史小说的新流派。他说：“鲁迅的作品是一种极为杰出的典范，说明现代美学准则如何丰富了本国文学的传统原则，并产生了一种新的结合体。这种手法在鲁迅以其新的、现代手法处理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中反映出来。他以冷嘲热讽的幽默笔调剥去了历史人物的传统荣誉，扯掉了浪漫主义历史观加在他们头上的光圈，使他们脚踏实地地回到今天的世界上来。他把事实放在与之不相称的时代背景中去，使之脱离原来的历史环境，以便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他们。以这种手法写成的历史小说，使鲁迅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上这种流派的一位大师。”
鲁迅于写毕《非攻》之后，正在酝酿《理水》等篇时，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笔下的这些喜剧性人物的言行，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古今都存在的，其中并非没有相通的地方。鲁迅曾在《又是“古已有之”》一文中，对一些骇人听闻的社会现象从“古已有之”谈到“今尚有之”，又谈到还怕“后仍有之”；又说过从史书中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他写历史小说和写现代生活题材的小说一样，都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目的都是为了改变现实，因此才把不“将古人写得更死”作为创作遵循的原则；而喜剧性人物的出场，即所谓“油滑之处”，却明显地有可以使作品整体“活”起来的效果，有助于使古人获得新的生命。鲁迅曾翻译了日本芥川龙之介的以古代传说为题材的小说《鼻子》和《罗生门》，并介绍其特点说：“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着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其实芥川的注入新生命只表现在材料的选择和感受的传达方面，在表现上仍然用的是传统的方法；而鲁迅，为了探索在历史小说中如何将古人写“活”，使作品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他采用了“油滑”的手法，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可见他对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他所考虑的不是它是否符合“文学概论”中关于历史小说的规定，他曾说：“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他所思考的是这种写法所带来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所谓对自己“不满”，主要是指他不愿提倡和让别人模仿这种写法；因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容易影响到创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肃的。所谓“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就在于此。鲁迅希望读者从作品中得到的是“明确的是非与热烈的爱憎”，而不是模仿的帖括或范本。因为这种手法确实是不易学习的，“弊”很可能就出在这上面。茅盾对此深有体会，他一方面说《故事新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一方面又说“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他并且对“继承着《故事新编》的‘鲁迅主义’”的作品进行了考察，认为“就现在所见的成绩而言，终未免进退失据，于‘古’既不尽信，于‘今’也失其攻刺之的”。足见鲁迅自称“油滑”是“不长进”，不仅是自谦，而且是有深刻用心的。
（录自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王瑶论鲁迅杂文与传统文学之关联
从这里可以说明鲁迅杂文的历史渊源和表现方式的某些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小说戏曲一向被认为“小道”外，最普遍常用的文体形式就是诗和文，因此诗文集是与经、子、史并列的四部之一。文的涵义很广，包括议论、抒情、叙事等各种内容，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最常用的形式。因此传统之所谓“散文”或“古文”，是在“文”这一大类中与骈文相对待的名词，而不是与诗相对待的名词；像嵇康等人的议论文也正是包括在散文之中的。鲁迅也说过：“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从这种意义讲，“杂文”正是承继了古典文学中的散文这一形式的发展，特别是承继了魏晋文这一流派的发展的。鲁迅曾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这里不只说明了鲁迅从“五四”起就一直坚持运用杂文这一武器的原因，而且同时也说明了鲁迅为什么特别爱好“言之有物”的魏晋文章。
什么是魏晋文章的特色呢？鲁迅以为“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他又加解释说：“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这就是说：没有“八股”式的规格教条的束缚，思想比较开朗，个性比较鲜明，而表现又要言不烦，简约严明，富有说服力。鲁迅是非常喜爱“简约严明”的风格的，他曾说他的文章“常招误解”，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足见既“简约”而又“严明”是并不很容易的。无须多说，魏晋文章的这些特色正是鲁迅平日所致力，也是在鲁迅的杂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的。在魏晋文人中，鲁迅特别喜爱的是孔融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的文章，尤其是嵇康。这些人的作品是有共同特点的，鲁迅说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而刘师培论嵇康的文章就说他“近汉孔融”。鲁迅论陶渊明也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当然这也关系到他们的作品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渊源和类似。而在鲁迅的杂文中，这些特色更得到了崭新的表现和高度的发展。
我们不妨就某些类似的特色来分析一下。
譬如鲁迅称赞“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但“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据冯雪峰同志回忆说鲁迅晚年“曾以孔融的态度和遭遇自比”；所谓“遭遇”当然是鲁迅所谓“专喜和曹操捣乱”，曹操“借故把他杀了”。而“态度”却正是孔融的不屈的反抗精神，并且是通过他的讥嘲笔调的文章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与孔融在精神上的共鸣，和他对孔融作品的喜爱。我们不妨抄一段孔融的文章看看：曹操下令禁酒，“令”中引古代贪酒亡败的事例为理由，孔融在《又难曹公制酒禁表》中就说：
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这种风格和表现方法不是和鲁迅杂文很类似吗？鲁迅自己说他的杂文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在表现方法上则是“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又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这些话是可以概括地说明鲁迅杂文的特色的；他擅长于讽刺的手法，常常给黑暗面以尖利的一击；在表现方法上则多用譬喻、反语，使自己的思想能形象地表现出来；因此也常常援引古人古事来说明今人今事，引对方的话来举例反驳，这样不只可以增加读者的亲切感受，而且也特别富有战斗力量。而这些特点的类似状态的存在，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例如前面所举的孔融的文章。
其实不只孔融，这些特点在魏晋文章中是相当普遍的。鲁迅特别喜欢嵇康，是和嵇康作品中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坚定的反礼教精神分不开的。嵇康的诗不多，集中大半为议论文；鲁迅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又说“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嵇康自己也说他“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见杀，“罪状和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在嵇康的论文中，上面所谈的一些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的；特别在他与别人辩难的一些文章中，更显得说理透辟，层次井然，富有逻辑性；但那表述方式又多半是通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不只风格简约严明，而且富于诗的气氛。例如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说明不能出仕的理由时就是通过“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的“九患”来陈述的，可以当得起传统所谓“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的说法。又如在《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中，那论点即是通过譬喻来展开的，他说张叔辽用的譬喻是“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学”，是“似是而非之论”，下面他就以一连串的譬喻来反驳之，说明自己的论点。鲁迅对这种双方辩难的文字是很感兴趣的，他说：
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通过彼此间的论辩文章，是更可以体会双方意见的区别和那种“针锋相对”的表现方式的。我们不只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书的附录别人文字的体例中可以看出鲁迅仿照这样的编排法，而且从鲁迅的一些著名的思想论争的文章里，譬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也看到了类似这种“针锋相对”而简约严明的表现方式。
（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