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门事件」，而 1989 年的示威也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像周恩来一样，胡耀邦努力保护人民，含恨而终。不论 1976
年还是 1989 年，群众对于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义愤填膺。1976 年的示威者借机抨击「四人帮」，
现在不是也可借机批评邓小平和总理李鹏吗？1976 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 1978 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并被称为爱国者；
那么 1989 年的示威者难道不可能以后被称为爱国者吗？在那些希望有一个更仁慈的政府的人们中间，胡耀邦已经取代
了周恩来，成了当时的大英雄。
骚动的根源
1989 年春天，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
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 1980
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
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 1989 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
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
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这些给学
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
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
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 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和 1987 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大受欢迎
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 1980 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征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
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20…5＇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
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个问题又因腐败
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
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20…6＇农民工开始纷纷
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 1987 年至 1988 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 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
定工资、过去 30 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
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
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
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
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 1989 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
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
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
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
女的金钱来源。＇20…7＇ 1966 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 1989 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
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
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
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
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
作就等于失去一切。 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 1980 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
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 1988 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
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
他们深感不平。
除了这些不满的来源，还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迁徙之外的更多的权利。他们厌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错误」而挨整
和受罚的恐惧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和对胡耀邦的赞美凝聚成了一种诉求，要摆脱国家的监管，摆脱官方强加的批评会。
从悼念到抗议：4 月 15…22 日
4 月 15 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的墙上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20…8＇次日，大约
800 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
人并未进行干预。
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4 月 18 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
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 1986
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 11 点左右，数千名愤怒的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
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进入中南海。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
直坚持到次日凌晨 4 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 1949 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
如李鹏所说，在 4 月 18 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20…9＇
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
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作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
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20…10＇
4 月 21 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场上的演讲者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民主。＇20…11＇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
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学
生冲进大门。《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领导层严重错估
了形势，学生们夸示着自己的力量，拒绝平复下来。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大约有 20 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 20 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安葬高级干部的八宝山。
追悼会过后，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三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
相信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声称李鹏对此并不知情。＇20…12＇当时李鹏不同意接见任何非
官方的学生团体，因为他担心这会使这些团体获得他所不愿给予的合法性。李鹏还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所支持并具有更
强控制力的官方学生组织。
李鹏和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
学生悼念胡耀邦时，邓小平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论邓小平在胡耀邦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他，胡
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为改革开放作过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活动只会激怒他们，就像 1976 年 4
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一样。但是，悼念活动一结束，邓小平已经打算向学生发出警告。恰在这时，
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李鹏临时取代赵紫阳，接过了处理示威活动的工作。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北韩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 4 月 23 日开始。据赵紫阳说，他动身之前去见邓
小平时，邓小平告诉他仍然应当去北韩访问，并且他回国后将被提拔为中央军委主席，这说明当时邓小平仍把赵紫阳视
为他的接班人。因此赵紫阳按照行程于 4 月 23 日准时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20…13＇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
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
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 21 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们决定不能像 1986 年的
学生那样轻易结束示威，现在这个学生团体要更加顽强。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布将在 5 月 4 日以后复课，现在他们推
翻了这一决定，宣布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20…14＇
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谘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
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
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
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20…15＇邓小平同意要
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控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
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产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
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4 月 25 日上午 10 点邓小平在家里与李鹏和杨尚昆会面，听他们汇报情况。李鹏在日记中说：邓小平在 4 月 23
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20…16＇ 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
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
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20…17＇
邓小平对社论的内容亲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决策时一样，他认真准备了自己的意见。胡启立受命负责
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于当晚在电台播出，第二天即 4 月 26 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20…18＇社论赞扬
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按照社论的说法，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从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手中夺权。他们参与罢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