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丽伸手去接则平怀里的孩子边说：“谁说不是，我们都变成孩子妈了。快让我看看，几个月了？呀，真俊，好漂亮的小伙子。”小孩子认生，直往则平这边挣，则平赶紧接过来。范丽拿来苹果、饼干、奶糖来哄他，又为则平沏上一杯热茶，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这几年过的怎么样？”
则平说：“我和默仁刚把工作调转过来，搬家到青山林业局，我还没去报到呢，这是回来看我爸爸，明天就要回去了，听说你也回来了，赶紧来看看你。”
范丽说：“真没想到你来，看到你真高兴。”
则平说：“自从你毕业走了以后，我们整整八年没见面了，头两年还通信，后来工作忙，家务事多，手也懒，信也不写了，联系断了。只知道你在军马场，还听说、、、、、、”她本想问问范丽的男朋友佟巨峰牺牲的情况，又怕触及范丽的痛处，就欲言又止沉默了。她知道他俩是大学同班同学，她们都很熟悉。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他俩毕业离校前夕，曾到林学院来向则平与默仁辞行。但则平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佟巨峰牺牲时他俩也没结婚。
范丽心里明白则平想要问的话，就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今天就是你不问，我也要告诉你，因为我们难得有机会在一起说说心里话。”
则平说：“我怕你难过。”
范丽说：“没关系，最难过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哎，那时候如果有你和我在一起该多好。”
俩人都沉默了，范丽陷入痛苦的回忆中：
一九六八年一月我们毕业离校后，被一起分配到军马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们原打算先工作几个月攒点钱，等国庆节时结婚。那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是不断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举国上下一片红色海洋。一边狠批“走资派”，一边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我们军马场地处东北边境地区，是反修前线。清队工作要求更高，更严，更细。佟巨峰是一九六六年初在学校时发展的预备党员，后来开始文化大革命，校党委都瘫痪了，直到毕业也未能转正。即使这样，他结婚登记也必须经过当地革委会的有关部门审查同意才行。
偏在这时，我父亲在清队时又出了问题，解放前有三年历史不请楚，找不到当时的证明人。这样，我俩的婚事就搁下了。这对我打击很大，思想包袱沉重，身体健康情况也越来越差。本来就有胃病的根儿又新添了神经衰弱。每天吃不好，睡不着。一向瘦弱的身体更差了，体重不足八十斤。
刚开始我还能坚持参加劳动，后来病情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同时，巨峰也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中断两人的关系；要么，放弃以后预备党员转正的希望。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几次拒绝了我提出的中断关系的要求，他不怕压力，不怕白眼，经常坦然的去看我，送去他托人从外地捎来的药，四处打听治病的偏方，鼓励我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不断地去安慰我。
在一九六九年新年来临之际，他给送我的礼物是一个装祯精美的日记本。他在日记本的菲页上工整地抄写了普希金的一段话：“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在鼓励和期待中迎来了一九六九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三月初，我父亲来信说他那三年的历史搞清楚了，不算历史问题。巨峰曾乐呵呵的拿着信向当时的场革委会负责人汇报，并要求组织给函调证实。
后来一切都很顺利，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中，已分别写信告诉家里，准备“五一”回家旅行结婚时，想不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正是北方的四月春寒抖俏雨雪无常的时节。那天清早起，天阴沉沉的，阵阵飘着不大的雨夹雪。佟巨峰他们连的生产任务是负责为营部基本建设运送木料。巨峰是副连长，他带领两个班的人往汽车上装木头。
这个活已经干三天了，本来有几个人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但又不敢说，怕人说臭老九太娇气，都硬撑着。这两个班的人都是省内、外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到这儿接受再教育的。他们多数人在校期间都参加过各种短期劳动实践活动，他们都有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历，有的插过秧，锄过地，割过麦，唯独没干过抬大木头装车这样的累活。巨峰了解大家的这种情况，这天早饭后，他去找连长，没找到。
在回来的路上正好碰上连指导员，他说：“指导员，我打算让装车的人休息一天，大家太累了，我去找连长想和他商量一下，没找到，指导员，你看行吧。”
指导员说：“碰到你正好，要不我还得特意去找你。刚才我接到营部领导的电话通知，指示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以提前完成木材装运任务的实际行动向“九大”献礼。”
巨峰补充一句说：“你看今天这天，小雨加雪，跳板滑，不安全。” 指导员说：“这个季节，没多大的雨雪。具体困难想办法克服一下吧，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呵。”说完在巨峰的肩膀上亲切的拍两下，转身走了。巨峰像被风噎了一样，不语了。呆呆地在那里站一会儿，就又带领两个班装车去了。
上午，很快装完了第一车，当第二车刚装到过车箱板时出事了。
师大毕业的李帆过去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来农场劳动锻炼后病情已经减轻许多。因昨晚为庆祝“九大”的召开都集中到二公里以外的营部开大会后，又绕营部一圈进行游行庆祝，等回到他们的住处已午夜时分，过度兴奋的李帆又失眠了，根本没睡。
早饭后上工时他觉得头昏沉沉的，大家都干活他也只好坚持。当他从汽车跳板上下来无精打采的走在汽车左侧时，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在车上的张洋把中间的一根木头调正时，这根木头的大头碰动了左边那根比它细的椴木，因为清晨的小雨雪，椴树皮湿滑，这根椴木顺势往下滑下去，眼看就要砸在李帆身上，他并不知道。远处有人喊：“李帆，危险”，这时巨峰已经走过危险区了，当他听到喊声一回头见大势不好，敏捷地一个箭步冲过去，使劲儿地推开李帆后，他却被砸倒了。
等我听到消息，一路小跑赶到连队卫生所时，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也不行了，他再也没有醒来。第三天，巨峰的父亲和妹妹从家乡赶来，参加了军马场为巨峰举行的隆重的追悼大会。这位善良、朴实、坚强的老父亲，没提任何要求，在连队住三天就带着儿子的遗物回去了。
在临走的前一天傍晚，我陪着老人家又一次来到巨峰的墓前，来向儿子作最后的告别。老人家蹲下身来，双手扶摸着墓碑，口中叨念着儿子的名字，号啕大哭一场，他妹妹和我都只是哭，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巨峰他哪里知道，亲人们在悲痛地哭泣着，任凭泪水不住地流淌，滴落在尚未返青的草叶上，滚落在尚未跑尽冰排的江水里。悠悠不尽的袷侨嗣嵌运痪〉乃寄睢？br>
那时侯，对于佟巨峰的死，谁能说什么呢。说他是不敢坚持自己意见的胆小鬼吗？不是。上级给的政治任务，他怎么敢违抗，况且他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说他是舍己救人的英雄，死得其所吗？其实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请。怨他自己吗？不能。他是为了兵团战友的生命。
怨车上的张阳吗？不能，他并没有去动那根椴木是因为滑才滚落的。那么谁是这起事故的责任者呢，这种违反安全生产规程的事故涂上政治色彩之后，根本就无人敢追问了，留给人们的只有惋惜和悲痛。他的同学和战友深被他舍己救人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写出诗歌、散文，用广播、灞ā⑶奖ǖ刃问嚼锤杷趟挠⑿凼录＃肥鏊淘莸囊簧破鹨桓鲅百【薹宓娜瘸薄？br>
由兵团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由省革委会有关部门授予烈士称号。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激动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了，这件事也像淡淡的轻烟一样飘去了。然而，他的死给家人带来的伤痛却是终生难已愈合的。
巨峰的父亲在临走时站在汽车前含泪对我说：“你也早点成个家吧，不要再想他了。”然后转身大步跨进汽车里。我哭着向开动了的汽车招手，直望到吉普车拐弯后消失在远处的树丛中。
巨峰牺牲后，我病了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就经常到巨峰的墓地去，一个人坐在墓碑前，静静地回忆几年来我们相处的一幕幕。常常想起他在篮球场上奔跑跳跃矫健的身影；常常想起他在全院文艺汇演时那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的嘹亮歌喉；常常想起在校园林荫道上的散步，在松花江中的畅游；在文革中大辩论时的争论，在大串连时一路上的关怀……
我觉得这样对自己是一种寄托和安慰，别人说：“这是一种折磨”，经常是李帆在附近徘徊。有时看天快耍颓袄慈暗迹阕乓黄鸹厝ァＫΥΦ墓鼗场参俊⑻逄褂形颐嵌跃薹宓墓餐衬睿沼谑刮颐亲叩揭黄鹆恕５币痪牌？年凡在农场、兵团劳动锻炼的大学生重新分配时，李帆回到哈尔滨市一所高校任教，我也分配到哈市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现在我们不满四岁的小女儿由李帆的父母照看着。
则平深为范丽的不幸遭遇而难过，又为她重新得到幸福而高兴。
则平说：“我这一来，又惹你难过了。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珍惜今天的幸福吧。”
范丽说：“过去的事哪能那么轻易地就过去呢，苏轼不是在一首词中说“不思量，自难忘”吗，更何况我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总能想起他。”
则平心想：是啊，人生的初恋是难忘的，初恋的悲剧就更是刻骨铭心了。这件事在她人生的岁月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就像树木年轮中最中间的那圈髓心一样，虽然他不会再扩大，但永远也不会消失。
范丽说：“有时看电影或读小说看到爱情的悲剧时，就常常想到巨峰的不幸，不知不觉中潸然泪下。自从有了孩子后，常去李帆父母那里过星期天，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逗孩子玩时，我会突然想到巨峰的父母如今怎么样了，他们该多么想念他们的儿子呀。
顿时我心里刚才那种欢乐情绪一扫而光。就赶紧找个借口退出去冷静一会，免得被家人发现。李帆和他的父母都很善良，体贴人。一九七五年李帆和父母商量把巨峰的母亲请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去治治眼睛。经几次邀请之后，巨峰的母亲在女儿的陪护下来了。
李帆的全家忙开了，动员一切可能的关系，联系住院排床位，找名医给检查、手术，术后轮班去护理，从家中送去可口的饭菜，水果及生活必需品，结算了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预定火车票，把母女送到回程的火车上。经过这次手术，摘除了白内障，效果很好，老人的视力明显恢复，解除了老人失明的痛苦。
李帆觉得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巨峰的救命之恩。我也觉得能为巨峰的母亲做点事，对失去爱子的老母亲是一点安慰，我也减轻点心中的痛苦。”
她们俩正聊着，范丽的弟媳于丹回来了。她和则平打过招呼，一边麻利地系上花围裙准备做午饭，一边抱怨伊春的生活条件太差，去浴池洗澡也得排队，足足用去一上午的时间。则平起身抱孩子要走，范丽拦住说：“不行，你别走，咱俩的话还没说完呢，这一上午光听我说了，你还没向我汇报呢。”
两个人都笑了，于丹也过来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多在一起说说话，一会儿，也尝尝我的手艺。”则平觉得盛情难却，便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听你的了。”
则平说：“咱俩也帮助干点活，摘摘菜吧。”
范丽说：“行啊，咱俩边干活儿边聊。”随后她去厨房拿来一盆油豆角和芹菜。
则平的儿子已经困了，则平放下他轻轻拍几下就睡着了，两人重新坐下边摘菜边聊起来。
范丽问：“这几年，你俩过的怎么样？”
则平说：“我们过的平平淡淡，既没有大的挫折，也没有什么成绩。”
范丽说：“平常也好，总比我遭受不幸强。”
则平说：“那倒是，不过，你不知道我去报道时的那个沮丧劲儿。我下火车后一看那环境，心都凉了。在滨北铁路线的终点站，一个没有一条像样街道的小镇上，几座破旧的砖房是林业局的局址，周围还有几座帐棚，竟是林业局基层单位的办公室。而我要去的地方是离这很远的一个森林经营所。办完报道手续后，在几个热心人的帮助下又经过一番周折才搭上一辆运送粮食和商品的汽车来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