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的世袭统治。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封给首相的信中将他的命运委诸苏丹的恩典，并且．交出了舰队。随后，在各大国的合作下，又重新规定了他在埃及的宪法地位。他每年须要付给土耳其三千万皮阿斯特的贡金，他的军队限制爲一万八千人，由苏丹任命高级军官，采用和帝国其他地方相同的法律和捐税制度，并且承认帝国政府和外国缔结的条约在埃及发生效用。在阿里死去后从他的儿子中选择继承人的权利最初交给了苏丹，后来在伦敦会议上改爲由这个家族中的长子袭继权。
战争使叙利亚的情况更加混乱了，整顿叙利亚局势的困难任务落到了帝国政府的肩上。在黎巴嫩，当地的台努赫、麦耳尼和什哈比家族的王室已经居住了好几百年。照麦哈茂德以前粉碎小亚细亚的得勒贝们的势力同样的办法，帝国政府此时也不得不试图把黎巴嫩置于它的省总督的直接管辖之下。曾经一度将这个国家交给易卜拉欣的黎巴嫩国君伯什尔于1840年10月间乘英国战舰逃到了马耳他。他的长子低能，而幼子也不适于继承他。但是自居东方的基督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叙利亚人）的保护者法国，不愿意让一个基督教国家轻易地消灭。在各大国的压力下，帝国政府任命年老的伯什尔的一个侄子爲总督，但是它同时煽动德鲁兹人举行叛乱，这就有必要在整个黎巴嫩驻军。由于基督教徒的控诉：帝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强迫居民向苏丹请愿设立土耳其的管理机构。1842年8月各大国将黎巴嫩分成两个行政区，由一个德鲁兹派和一个马龙派的着名人士来管理，他们的头衔是卡伊姆马卡姆（“摄政”）。在两种人杂居的地区，例如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的重要的马特恩居留地（在那里占人口大多数的马龙派在德鲁兹派的舍赫管理之下生活），两个摄政各任命一个副手。由于各大国仍然坚持要德鲁兹人赔偿1842年叛乱期间所造成的破坏，1845年5月内战重新爆发。这时帝国政府将双方都解除了武装，在两个执政之旁设立了一个有行政和司法权、由各阶层居民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穆罕默德·阿里于1848年逝世。由于易卜拉欣比他早八个月死去，阿里的儿子阿拔斯帕夏继承了他。阿拔斯是一个极端轻视欧洲教育的狂热的穆斯林。在他执政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用运河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计划。由于法国资本家对这个计划感到兴趣，英国反对它并提出了修建一条通过苏伊土地峡的铁路的对抗计划，1851年这条铁路的修建就实际开始了。
但是在这以后若干年中决定东方命运的并不是这个后来对全世界都有十分重大影响的交通问题，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帝国政府总是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琐事，但是这时它给欧洲大国造成了决定要控制东方的藉口。这就是着名的圣地问题。爲了纪念耶稣和他的大弟子的一生而奉爲圣地的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地区，从十字军时期之后就由六个基督教派共同占领。这些教派是：罗马天主教（本书称爲拉丁教派）、希腊教派、亚美尼亚教派、叙利亚教派、哥普特教派和阿比西尼亚教派。后面三个教派由于软弱而自动地请求亚美尼亚教派的保护，在东方金融界握有很大势力的亚美尼亚派教徒是帝国政府所不能缺的臂助。但是作爲苏丹的一千万正教臣民的代表而且由于俄国的保护，希腊教派比这几个教派都占优势。拉丁教派的神父大多数是西班牙人和义大利人，他们享受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和法国外交部的保护。这些不同的教派的权利只是口传下来的，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因此常常到当地穆斯林当局面前去打官司。在各教派共同占有的圣墓教堂中，牧师的人数卸嗟饔煤苄。侵洳皇狈⑸苟贰Ｒ虼嗽诟椿罱谄诩浔匦胍幸桓鐾炼湮辣谡飧鼋烫弥形种刃颉�
1847年夏天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丢失了一个曾经悬挂在救世主诞生地的带有银色题词的星章。有人控告说是希腊教派挪走了这个星章，但是负责调查这件事的当局不能作出结论。1849年当法国政府又受到教土影响时，它热心地抓住这个机会，因爲这件事也使法国政府得到了它所希望的在东方同俄国势力抗衡的机会。因此法国政府根据1740年的一项条约命令它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提出将以前给予拉丁教派的权力大大扩充的要求。但是俄国威．胁帝国政府要和他断绝外交关系，如果它改变了圣地占有人的地位的话。经过两年的谈判和宗教会议后，苏丹作出了如下的决定：在耶路撒冷一切照旧，但是在伯利恒的圣玛丽教堂和圣诞教堂的大门的三个钥匙要交给拉丁教徒。虽然有了这个决定，拉丁教徒仍然没有得到西边巴西里卡教堂的大门的钥匙。在不久之前还用威胁的口吻提到法国皇帝的荣誉的法国大使，这时却不得不对这个荒谬的让步表示满意。但是俄国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它的政敌从东方舞台上最后赶出去。它设法使帝国政府向耶路撒冷的总督传达了一项命令：在交出钥匙时应当向拉丁教徒讲清楚，并没有给予他们走过大门的权利。它并且使帝国政府把希腊教派在圣地的一切权利记录在市法院的档案中，而且宣布拉丁教派的任何进一步要求都是无效的。当法国也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挑战时，俄国驻巴勒斯坦的总领事要求将苏丹新颁发的敕令在耶路撒冷予以公布。法国大使对此提出了抗议，并且威胁帝国政府说，如果它再顺从俄国的话，法国就要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在帝国政府答应了俄国的要求之后，法国再一次未敢将它的威胁付诸行动。
门的内格罗问题引起了新的冲突。帝国政府认爲门的内格罗的居民是它的罗姆教区的一部分，虽然它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征服他们。从十七世纪起这些居民就爲教土们所统治着，这些教士的宗教头衔是大主教，但是人民只称他们爲“伏拉迪卡”，即统治者。1852年10月统治者彼得二世死去后，他的侄子和继承人达尼罗放弃了宗教上大主教的职务，以一个独立的世袭王朝的创立者的身份开始他的统治。帝国政府当然认爲这是造反，于是派了它最能干的将军欧麦尔帕夏去镇压达尼罗。奥地利的南斯拉夫人站在他们的同族一边，这些南斯拉夫人在匈牙利叛乱期间的表现曾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感激。在他们的请求下，奥地利皇帝派遣了一个特命全权大使到伊斯坦布尔去劝告帝国政府行动要有所节制。俄国感到自己有责任参与这件事。虽然当俄国的特使门什考夫到达伊斯坦布尔时门的内格罗事件已经解决，但是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行爲仍是极其轻率，以致弗阿德帕夏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门什考夫这时要求帝国政府和俄国签订一个特别条约来规定圣地的问题，并且要求它承认希腊大主教爲独立的教会领袖。
当帝国政府拒绝这些不能接受的要求时，这位大使离开了伊斯坦布尔。6月26日沙皇尼古拉向俄国人发表了着名的宣言。他在宣言中说，由于奥斯曼政府干涉了东方各教会的权利，俄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保卫希腊正教的使命迫使他命令他的军队开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爲了发动战争而是爲了取得保障恢复这些受到侵犯的权利。一个星期之后，俄国军队跨过了普卢特河。伊斯坦布尔旧日的尚武精神立刻又复活了。在各大国试图进行调停失败之后，一支法国舰队和一支英国军队驶入了马尔马拉海，穆斯林人民把它们当作盟友一样地热烈欢迎。10月4日，帝国政府向俄国宣战。两星期之后，它的军队在欧麦尔帕夏率领下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不久他们又被撤退。虽然土耳其人也占领了外高加索的个俄国堡垒，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土耳其属地亚美尼亚境内的主要要塞卡斯去。西方国家仍然企图进行调停，直到俄国人在西诺波停泊地消灭了一支土耳其舰队之后他们才派遣舰队进入黑海。 1854年春天，俄国人渡过多瑙河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但是被西利斯特里亚要塞所阻。这时，在普鲁土和奥地利要求俄国撤出多瑙河地区而且日尔曼同盟已经沿着加利西亚边境集结军队之后，俄国人让步了。同时西方国家也在伊斯坦布尔集合了地面部队，9月间他们用这些军队在克里米亚向俄国发动了进攻。9月20日俄国沿着阿尔玛河吃了一个大败仗。虽然如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一直坚守到1855年9月8日。但是俄国人在高力嗦取得了优势，虽然他们的穆斯林臣民——在着名的民族英雄沙米尔领导之下的来吉赛人以及阿卜哈兹人和塞加西亚人——背叛了他们。经过长时期的围攻后，卡斯于11月28日落入俄国人手中。
爲了使已经在谈判中的和约的前途有所保障和使俄国不再有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任何藉口，西方国家坚持伊斯坦布尔须要进行新的改革。在他们的压力下，于2月1日公布了第二个改革诏书（（哈蒂·胡马云”。在这个诏书中，苏丹首先肯定了在古尔汉诏书中给予他的臣民的权利。基督教民族的非宗教性事务不再和以前一样单独由教土处理，而是由…：个各民族自己选出来的僧、俗委员会来处理。直到达时仍然在讲道坛上的演讲中对基督教臣民使用的轻蔑的称呼都废止了。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不再象从前一样地被强迫再皈依伊斯兰教。国家设立的学校和行政职务都向基督教徒打开了大门。基督教徒也要服兵役，而直到这时爲止这是穆斯林的特权。虽然他们也有雇用代替人的自由。省和市镇议会中的基督教徒得到了有比以前更有效的代表权的许诺。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外国人取得土地。最后，也计划实行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采用年度预算制和消灭一切贿赂的现象。
人民对这个新的诏书并不象对以前的古尔汉诏书那样热烈地欢迎。穆斯林抱怨失去了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由于许多悲惨的经验而变得多疑的基督教徒对新法律并没有抱有得到实际好处的希望。此外，双方对诏书的内容都有所怀疑，因爲它来自欧洲国家的政府这——点是无可置疑的。
在外交家们认爲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之后，他们认真地开始了和谈。1856年3月在巴黎会议上完成了和谈。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占领的一切地区都归还给对方。各大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并且允许它成爲“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享受国际法的一切保障。达达尼尔海峡仍然象以前一样地不开放，黑海中立化。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独立管理多瑙河的航运。帝国政府答应准许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并保证他们有完全的信仰、立法、贸易和航运的自由。塞尔维亚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但是它们仍然附属帝国政府。后者也保留了在塞尔维亚驻扎军队的权利。
巴黎条约签订四年之后，欧洲国家又得到了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机会。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和马龙派的双重政权不断引起冲突，特别是由于那里的狂热的老土耳其党人感到没有欧洲外交家的监视，因而煽动德鲁兹人来发泄他们对基督教徒的仇恨。1860年5月内战又爆发。抢劫和谋杀一直继续到7月间，因爲军队几个月领不到薪饷没有出面干涉。在这些暴行中三万多基督教徒丧失了生命。在山地中的这种危险的榜样对平原上的狂热信徒也起了煽动的作用。在大马士革开始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要不是由于在大马土革流亡的阿卜杜勒·嘎迪尔（他由于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对法国进行的解放战争而出名）和他的儿子们和一小股兵力救了许多人的话，所有的基督教徒都会被消灭掉。这个野蛮的行爲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以致帝国政府认爲有必要给予富阿德帕夏以全部权力，派他去惩罚罪犯。法国也派遣六万人到叙利亚，其他国家提出了外交抗议。黎巴嫩和大马士革的法庭作出了残酷的判决。但是德鲁兹人找到了英国来保护他们，因爲英国需要他们作爲对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法国的一种对抗力量。英国的抗议阻止了已经开始的对德鲁兹人的领袖们的处决。有两千四百九十一个德鲁兹人被放逐到的黎波里，但是仅仅五年之后就允许他们回到家乡去了。
苏丹阿卜杜·马志德于1861年6月25日逝世。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了他。阿齐兹以前曾被囚禁在他母亲的家中，只能和托钵僧和《古兰经》解说人交往。后者使他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哈里发的宗教威严和国际权力的荒诞无稽的幻想。他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开始了他的统治。他遣散了前苏丹的后宫嫔妃，宣布他满足于一个妻子的愿望，并且对整个宫廷都加以限制。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