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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整个行政机构一样，最初法律的执行也是以军事爲基础的。因此在司法系统的最上面是军法官，甚至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仍然如此。军法官这个职务是穆拉德一世所设立的，毫无疑问它是仿效埃及麦木鲁克人的制度设立的。随后，穆罕默德二世和赛里木一世在这个军法官之旁又设置了两个军法官，一个管理欧洲事务，一个管理非洲事务。但是这些军法官的权力范围并不限于军事事务，而是扩大到了整个民法方面。他们任命一切司法人员“卡迪”和他们的副手“纳伊卜”。他们也构成最高上诉法庭，这个法庭的司法权只受到首相和苏丹的限制。在司法系统的等级方面，他们之下首先就是高级穆拉，即首都和各省城的法官，和低级米拉，他们是十个二级省城如巴格达和索非亚的法官。低级法官分成三类：“穆非蒂什”，即侦查官；法官“卡迪”和卡迪的副手“纳伊卜”。
卡迪握有他的地区中的最高司法权。在陪审推事不在时，他根据（（沙里·舍里夫”（以《古兰经》和逊纳爲根据的宗教法律）的原则独自决定民事和刑事案件。他也负责一切公证事务，代拟遗嘱和其他证书。奥斯曼法律的特点是它的程式简便，但是这种优点也被法官的贪财所抵消。早在1394年巴叶济德一世就企图规定诉讼费，以此来制止伊斯兰教司法中这种年代久远的积习，但是没有成功。
在赛里木一世以后，所有司法和宗教官员都相继隶属伊斯坦布尔的穆弗蒂，但是他的权力完全是理论上的。他必须在有关诉讼问题的起诉状上批示他的意见（法特瓦），但是他无权使他的判决得以执行，虽然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官敢于不服从他的判决。穆罕默德二世和素莱曼一世明白地确定了穆弗蒂的地位在所有官员之上的特殊地位。事实上握有统治权的人支援穆弗蒂的权力是有种种好处的，因爲他们自己在困难的政治局势下也不得不求助于他。例如，赛里木一世曾使穆弗蒂宣告许可对埃及的穆斯林进行战争。1570年塞里木二世得到了着名的穆弗蒂艾卜·萨乌德的同意，毫无理由地破坏了和平，因而开始了对威尼斯人进行的塞浦路斯战争。这种宗教权力可能是国家在神秘主义的十叶派时期的残余物。但是后来的苏丹常常不顾这种权力，特别是由于握有这种权力的人常常牵连在政治阴谋事件中。
在首都批准宗教官员的任命也是穆弗蒂的责任，而在各省这是军法官的事情。另一方面，实际提名宗教官员的人一般都是各清真寺的建立者。在小地方，特别是在乡间，阿訇单独负责一切宗教仪式。另一方面在较大的伊斯兰教寺院中却有分工。在这种情况下，阿訇的职务限于领导每天五次祈祷。地位在他之上的是星期五的讲道者“赫兑卜”。赫兑卜有责任举行规定之外的沈思礼拜以加强教民的宗教精神。卑贱的工作则由清真寺的下级职员“克伊姆”来执行。克伊姆加上按照太阳的位置决定祈祷时期的人“穆瓦克基特”和祈祷召集人“穆安津”构成了特殊的阶级。
对担任宗教职务的人员的训练已经由古老的传统加以规定，穆罕默德二世又在一项特别命令中将它确定下来。立志担任宗教职务的人在神学院中受训。苏丹和他们的首相们在首都和各省大规模地竞相建立了许多学院，这些学院通常都在清真寺的隔壁。学员分成三班。实际上学习的学生叫作“骚夫塔”，这个字是阿拉伯文苏非（神秘主义者）和波斯文苏赫塔（被激动的——即被对上帝和知识的敬爱所激动的）的混合，它不仅仅在欧洲作家的着作中出现。穆拉德二世时期的人口调查说明，在帝国各地共有九万名骚夫塔。这些易于激动的学校青年常常干预有关政治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后一时期。骚夫塔受到“穆伊德”即导师的监督。在学习完结之后，这些年青的学者得到“丹尼什蒙”即着名学者的称号。这时他们可以在三种职业中任选其一：教师，教士或地方官。但是任何人如果希望进入较高的等级——低级穆拉或高级穆拉——时，他在成爲学者后必须在学校中再学习七年。此外还要在穆弗蒂面前通过考试。考试及格的就有资格取得“穆得里”即神学院中的教授或教员的职位。穆得里又按城市的重要性分成十级，低级穆拉就来自最高级的穆得里之中。在教士阶级中占有较高职位的人往往是从埃及来到奥斯曼帝国的，从波斯来的很少；他们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常常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人民的宗教生活受各托钵僧教派的影响比受官方的教土们的影响还要大些。这些教派如纳克什班德教派、迈伍莱威教派、和贝克塔希教派自古以来就在小亚细亚各地广泛传布，后来在鲁美利亚也很流行。一般秘传教义中逐级上升的制度，在伊斯兰教各教派中往往很盛行。虽然入会的人并没有表示不愿作出泛神论神秘主义的最后结论（这种神秘主义不仅使伊斯兰教的教理瓦解，而且把穆斯林从道德戒律中解放出来），但宗教意识是通过神魂出舍的默坐灌输到人们心中的。虽然对迷信的利用也有时在这方面起了直接的作用，虽然迷信本身也可能被教派中不肖的教主利用来达到纯物质的目的，但是不能否认，在野蛮人的情况下，各教派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教化文明的作用。
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着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啓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虽然奥斯曼人承认阿拉伯人在纯科学方面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在历史着作方面却模仿波斯人。最古老的历史学家实际上用波斯文从事着作。虽然后来广泛地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在历史着作中的辞汇充满了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借用的字。这些着作的风格模仿波斯的虚夸修辞，几世纪以来这种风格从宫廷文书中渗入波斯历史着作中，有一个时期也渗入阿拉伯的历史着作中。但是从内容上看来，奥斯曼人对历史着作有肯定的突出的贡献。不错，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和它最初几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只有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是混乱的传奇式的记载。如果没有拜占庭历史家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有把握地来说明这个时期的情况。但是关于后来奥斯曼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事件都有详尽的而且一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目击者的记述，这些人通常都是亲自参加这些事件的发展的高级官员。但是在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关于民族历史的有条理的记录。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巴叶济德一世时期的托钵僧阿默德·阿希克巴沙札德写的，它的风格仍然是非常通俗而且大部分是传奇式的。十六世纪以后，帝国政府任命了正式史官写作历史。第一个史官是赛耳德·丁，他曾任王子的教师、军法官和穆弗蒂，死于1599年。
西方的学术只有在地理学方面才在奥斯曼人中得到了一些发展。甚至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拉丁探险家已经把他们在海上的航行绘制成了航海指南和地图。十六世纪时，土耳其海军大将皮利·赖伊斯学习他们的榜样绘制了地中海沿岸的地图，他随着他叔父克马尔·赖伊斯，后来又跟随着伯尔伯罗萨沿地中海航行了无数次，因而熟悉了这一带的情况。但是在准备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作战的过程中，皮利·赖伊斯也搜集了有关这两个国家在美洲的发现的情报。由于西葡两国对这些情报保守秘密，他必定是通过义大利间谍取得这种情报的。他根据这些情报，在加利波利绘制了一张大西洋地图，这张地图以哥伦布的地图爲蓝本，包括了美洲和欧非两洲的西海岸，地图上的地名是他的情报员用义大利文的形式提供给他的。1517年他在牙罗把这幅地图献给了赛里木苏丹。由于这幅地图爲了要达到政治目的，它没有象他的航海指南一样地出版发行而是被收藏在苏丹的皇宫里，直到1929年才在皇宫的图书馆中发现。同样地，皮利·赖伊斯在完成航海指南三年之后，于1529年将第二幅地图献给苏丹素莱曼一世，这张地图的一部分直到最近才在同一地方发现。这张地图也包括了葡萄牙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纽芬兰新发现的地方，他在那时也熟悉了这些地方。在担任埃及向卡普丹帕夏期间，皮利·赖伊斯于 1547年占领了亚丁，于1551年占领了马斯卡特。随后，他在围攻波斯湾的霍尔莫士时，听到一支敌人的舰队驶来的消息就撤退了。但是他的舰队在巴赖恩群岛失事，他仅仅带了两只船回到苏伊士。由于这件不幸的事，他在开罗被判处死刑。一个世纪之后，最伟大的奥斯曼学者之一哈只·赫勒法在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的帮助下，于1654至55年间将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阿恩海姆，1621年版）译成了土耳其文；哈只曾经以军队中行政文官的身份参加了历次亚洲战争，因而从个人观察中熟悉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在1648年将一本名爲《世界概观》的世界志呈献给苏丹穆罕默德四世。随后他又根据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和其他欧洲资料将这部作品加以修改。但是在他完成这部着作前，于1657年突然逝去。他在1656年曾经出版了一部奥斯曼海上力量史。
奥斯曼人在文学方面的独创性较之在科学方面更要微少。当然，在最初几个世纪中，正如今天一样，在使用土耳其语的地区必定有丰富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托钵僧把神秘主义的宗教精神注入了民族歌曲的形式中，特别是在优努斯·埃姆尔的诗中，这些诗在托钵僧和他们的信徒中间流传了很长时期，而且广泛地爲人模仿。这种艺术不仅在帝国的中心地区，而且在东部边疆地区也盛行一时。十四世纪时，胡鲁菲雅教派的诗人奈西米用安那托里亚东部和阿塞拜疆的方言写诗，他在1404至1405年间被当作异端在阿勒颇处决。十六世纪时，家乡在巴格达的福祖利也使用了这些方言。有关先知穆罕默德和殉道者侯赛因生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在十叶派中特别流行），以及有关托钵僧圣徒和史前时期的苏丹和英雄们的民间故事也以朴实的散文形式打动了农民和土兵的心。但是人们也喜欢用韵文的形式来写这类作品，例如加利波利的亚齐吉—奥格卢在1449年写成的着名的《穆罕默德耶》（muham· mediye）黑海对面的土耳其人也非常推崇这部作品。但是“知识份子”一般都看不起这类作品。正如在科学方面阿拉伯人被认爲是模范一样，在诗歌方面波斯人被认爲是模范。模仿波斯人被认爲是有教养的人值得作的唯一的事情。奥斯曼人以其特有的彻底精神从事于波斯诗的研究。在用语言学阐明波斯经典作品方面，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苏鲁里和波斯尼亚的苏迪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出名。苏鲁里在素莱曼一世时期享有盛名，他是王子穆斯塔法的教师，他爲穆斯塔法写了他对萨迪的作品的着名评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也用波斯文和波斯的格式写作，赛里木一世自己就用波斯文写成了一部大诗集。但是奥斯曼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也努力模仿波斯诗的一切形式，阿拉伯抒情诗被认爲是一切诗的创造的最高峰，但是这种诗只是一味寻求以不断更新的词句来表达范围狭隘的感觉和思想。一些苏丹也参加了这类诗的写作。直到十九世纪时，巴基一直被认爲是一派最卓越的大师。他于1600年在伊斯坦布尔逝世，他的动听的辞汇掩盖了他的诗意的肤浅。查拉勒丁·鲁密和查米耳以及尼扎米的带有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马斯纳维”诗也广泛地爲人模仿。甚至连喜欢讽刺的饕餮颂扬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