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斩钉截铁地说：“有、有、有！”
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那你给我弄点儿。”
我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接着提出交换条件，“副总理的那个采访，你是不是能……”
他很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003年我们刚到伊拉克时，租用的是欧洲广播联盟（EBU）一个直播服务点的帐篷。这是我和欧广联的摄像师在谈工作。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这个异常昂贵、明码标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家电视媒体，都在自己“购买”的一个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画地为营，抢着搭建帐篷，有时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跟冀惠彦嘀咕：“穆赫辛跟我要‘伟哥’，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回绝他肯定不合适，我就想，能不能糊弄他一下。
我问冀惠彦：“你带的药里边，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也没中文字，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常备药箱，每天早上都会敲门，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
冀惠彦想了半天说：“有种藿香正气胶囊，把盒儿拆了，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
我有点担心，问：“这个药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冀惠彦笃定地说：“就是调节肠胃、防止上火，没什么副作用。放心吧，不会有事。”
于是，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他一使眼色，问：“怎么样？”
“嗯，”我点点头，很神秘地说，“马库姆什盖勒（阿拉伯语，‘没问题’）！”
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他招呼我先坐下，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等他把人都支走了，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一次两片儿。”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一方面忙于采访，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水，你怎么糊弄我，完全没有效果啊！”
到了第三天，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时，被他给堵住了：“水，过来过来！”
我心想，坏了，露馅儿了！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下子把我逼到办公室拐角，表情诡异。也不知是福是祸，我心里直打鼓。
他终于开腔说：“那个药……”我没敢吭声，他又酝酿了一下，说，“那个药，呃……”
我试探着问：“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说：“Very very good！”
我当场就傻眼了，心想，不会吧？！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真的吗？”
“Very strong（很强）！”他满意地说。
这件事我回去给冀惠彦讲，给其他同事讲，给很多朋友讲，每讲一次大家都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藿香正气胶囊，到了伊拉克竟然会产生奇特的功效。
2013年重返巴格达时，我很想见见穆赫辛，间问他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真的有用吗？那不过就是我们中国调节肠胃、预防上火的一味很普通的药啊。但是阿布告诉我，穆赫辛退休了，几乎没人见过他。很多萨达姆政权时期的风云人物，十年后即使没被清算，也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没有位置了。当年他们大肆敛财，可能也是因为时局动荡，以至于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吧。
托“中国伟哥”的福，我如愿采访到了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阿齐兹是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风云外交官，他英文很好，长袖善舞，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人、英国人和联合国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气场很足，常常一个人舌战群雄。阿齐兹身处伊斯兰教国家，却信仰基督教，是萨达姆政权里一个很另类的人物。
后来，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我在《国际观察》栏目里还报道过阿齐兹受审。人在台上和在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从萨达姆身边的红人沦为战后的阶下囚，阿齐兹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子就泄了，坐在法庭上的他满头白发，一夜之间仿佛老了30岁，畏缩潦倒，不复往日的神采飞扬，令人唏嘘。
阿齐兹到中国访问过几次，我采访过他两三回，也算“老相识”。那次采访，他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他内心里已经坚信，美国迟早是要动手的；第二，他有点责怪中国和俄罗斯等比较同情伊拉克的国家，认为我们没有帮上太大的忙，没有阻止过美国。
其实，在联合国几轮外交斗争中，正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威胁要否决安理会决议，美国才没能拿到对伊拉克动武的“尚方宝剑”。直到2003年3月16日，美国、英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四国领导人在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会晤，美国总统布什表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伊拉克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又要阻止我们，那我们几个国家和北约盟友，会组成一个自愿的联盟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我们，那我们哥儿几个就准备单干了！
最终，美国绕开了联合国，拉上几个“盟友”发动了战争。那个时候，无论中国怎么呼吁用对话和冷静的方式，来解决伊拉克问题，都为时已晚。
十年后再来看所谓的“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当然是子虚乌有，但当时却传得有鼻子有眼，我们这些身在风暴中心的记者，便需要拨开迷雾去追踪真相。
我们经常跟美联、路透、CNN的记者约好，去联合国办事机构外守着，和武器核查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一动，我们就上车跟踪。对方发现我们后，就会想办法甩掉我们，在某个岔路口，他们的车队突然一分为二。我们那时欠缺足够的通讯设备，只能凭借常年的斗争经验形成的默契来行动，比如美联的车在前面，他们会从车窗里伸出手，指着某个方向，示意我们分头去追。
当然，核查小组也会阶段性地召集记者发布消息，往往却是：“我们这次的成果依然是高度怀疑，但这次并没有查到有效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拉克当局也会利用媒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一次，穆赫辛把我们召集起来，参观一架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无人机。
飞机停在巴格达郊外一家普通工厂的空地上，看上去像是架大号航模，机翼也就一米多长。冀惠彦是军事记者，一看就知道，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装芥子武器或化学毒气弹，其实就是架洒农药的无人机。
眼看一切核查都无功而返时，一个惊天大转折出现了。
我身后就是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小飞机。老冀是军事记者，一眼就看出这飞机装载不了化学武器。后来证明这是一架用于喷洒农药的无人飞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萨达姆就这样一步一步被逼到了墙角。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示了据说可以证明伊拉克拥有、制造和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证据，一个代号“曲线球”的情报人员成为关键人物。据说他是伊拉克的前科学家，曾经在生产研制化学武器的秘密部门工作过，后来从伊拉克转到约旦，叛逃到德国，将情报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
有一段录音，是两个人在电话里交流。一个人说：“那个东西送到了没有？”另一个人回答：“上校，你放心，我已经送到了很安全的地方。”鲍威尔解释，他们是在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段电话被监听并且记录下来。
鲍威尔的证据让全世界哑口无言，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件事，仿佛就此坐实。鲍威尔演讲时，我们挤在穆赫辛的办公室看电视转播，我看见，穆赫辛不再不可一世，那种大限将至的表情，很真实地浮现在这个伊拉克新闻官员的脸上。
3．无奈的分批撤离
2月中下旬，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下了通知：下一个礼拜，第一批使馆人员要撤出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有可能会被勒令撤出。那个时候，中国在伊拉克的记者已陆续撤离，除了我们，只剩下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由我的老同事张兰华带队。
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新华社也撤，我们留不留？怎么留？
整个报道组都很担心，我给他们鼓劲：“之前花那么大力气进来，就是要守到战争爆发那一刻！能坚持多久，咱们就要顶多久！”
可形势不容乐观。有一段时间，每天做完报道后，我和冀惠彦就坐在拉希德饭店的窗台上，透过夕阳余晖，看着窗外的底格里斯河，看着巴格达钟，看着整个巴格达市区，谈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留下来？
我分析，如果使馆和新华社都撤，台里领导肯定要考虑我们的安全，号令班师的金牌就很可能发过来。我们不想前功尽弃，于是制订了一整套“留守战略”。
第一步要发“安民告示”。我不断给台里发传真，汇报工作表决心。我特别强调全体人员状况良好、斗志高昂，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报道体系，并未受到紧张局势的影响。同时我也表现出很强的安全保障意识，包括如何紧急避险、战时物资囤积、预先了解撤离路径等。
我还植入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媒体与使馆人员不同，撤与留，记者应该有独立和职业的判断。路透在这里，美联在这里，目前伊拉克还有约200名记者，新闻大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理由走！我甚至故意“提醒”：凤凰卫视也马上会派第三批记者来，当然我压根儿不知道那会是闾丘露薇。
台里很快回复，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但走还是不走，迟迟不给说法，只是说，按照惯例，央视记者出境采访，既受台里的领导和指挥，同时也要听从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意见。
我决定“转攻”大使馆。
我们报道组跟使馆的关系十分融洽。从张维秋大使到司机、勤务员，都对我们很好。正月十五的时候，使馆还邀请我们一起包饺子。当时使馆虽然有通讯工具，但主要用于外交用途，一般情况下不能私用。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把海事卫星电话拿到使馆，让所有的使馆人员，从大使到厨师，一二十人，每个人给家里打3分钟电话，他们打趣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友情赞助。这些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温暖。
但是战争里面没有温情，只有生死。我希望张维秋大使能够理解新闻人的理想和热血，但是我也很清楚，形势逼人，很多事不是大使一个人能决定的。
在张维秋大使的办公室里，我们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
我很直接地跟大使说：“想留在这里，并不是我水均益个人想出名，想要博得一个‘战地英雄’的光辉名号。而是我们作为新闻记者，有这样的职业追求。我们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了好多天，现在撤离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如果临到了眼前，却放弃记录这段历史，我们会良心不安。”
张维秋大使是位资深外交官，人也很和善，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小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战争一触即发，留下来真的很危险，我们作为驻地使馆人员，首要的还是要考虑你们的安全。你看，也不是只有你一家撤，新华社也已经准备撤离了。”
“我们会非常注意安全的，”我有些着急，绞尽脑汁地解释，“新华社做的是文字新闻，他们可以根据外电、根据伊拉克当地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很漂亮的文字稿。但是中央电视台不行，我们作为电视媒体，需要现场画面，离开现场就没有意义了。”
类似的话，我反复说了好几遍，听上去有点像强词夺理。但是，我必须这么做，把任何道理，都往“我们必须留下来”上说。张维秋大使很耐心地听完，最后表示，他很理解我，也会充分考虑我的想法，会由使馆给国内提供一个建议，但这事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做得了主的。
我走出大使馆，抬头望天，战云密布，依然阴沉。
3月初，使馆开始忙碌起来，人们进进出出准备撤离，然后一间房一间房开始腾空。我们的主要工作也开始变得单一：保持正常的报道连线，每天跟白岩松相约《直通巴格达》；整个报道组全力以赴，“赖着”不走。
经过充分考虑，我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实在顶不住压力，作为缓兵之计，先部分撤离。
冀惠彦一边啃阿拉伯大饼一边瞪着我：“谁愿意撤吧？你说说。”
我说：“我、你和小勇都是四十好几了，咱们俩更是有家有室的，人生任务完成得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