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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遭遇连环爆炸
刚到巴格达，我们就听到一个说法：这里的爆炸是有规律的，“五天一小炸，半个月一中炸，一个月一大炸”，特别在一些敏感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日，萨达姆被捕日，萨达姆行刑日，或是一些宗教节日和重大庆典，往往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爆炸发生。这个规律，是伊拉克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爆炸接连不断，伊拉克政府也在想办法应对。据说，在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最顶峰的时期，巴格达全境有将近4000个检查站，基本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检查站都有军警，他们拿着声呐探测仪，检查每辆经过的车，多少给恐怖分子的行动增加了难度。
我们猜测，恐怖分子可能将炸药化整为零，每天想办法运一点进城积攒起来，攒到一点，就来一小炸，攒到更多时，就弄一个汽车炸弹。很多恐怖袭击都是自杀式爆炸，自杀袭击者也是需要时间培训的，并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着，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走上不归路。所以，这些时间周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律。
战后伊拉克，一直笼罩在各种恐怖袭击的阴云中。鉴于这种情况，巴格达警察局成立了一支持殊的部队——拆弹部队（EOD）。队员的年龄从十八九岁到五十多岁，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是被稍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所吸引。五年来，已有两百多名队员牺牲。图为摄像荣欣在拍摄拆弹部队演习。
按这个规律，我们在伊拉克要待25天，难保不会遇上爆炸。虽然我们非常警惕，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前，我们还是遭遇了连环爆炸。
3月14日，我正在共和国大街上采访伊拉克市场的变化，突然收到领队潘林华的短信：注意安全，早点回饭店。回到饭店才知道，刚才在“绿区”旁边，发生了三起连环汽车爆炸。共和国大街与“绿区”仅有一桥之隔，三到五公里，但我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可能当时正专心采访，也可能大街上人声鼎沸，掩盖了爆炸的响声。
当时，我们紧急决定在《晚间新闻》《国际资讯》和《环球视线》中，报道这个消息。伊拉克当地电视台已经在现场直播，三起连环爆炸一起在司法部大楼，一起在外交部大楼旁边，另外一起在餐馆，许多消息都在陆续发布。我们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就在“绿区”旁边，驻站记者孙虎打电话来说，办公室的玻璃被震碎了，他们都感觉到了爆炸的强大威力，也看到了浓烟升起。
我们住的饭店与“绿区”一河之隔，可以看到一架架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在“绿区”上空盘旋。隔河遥望，几处爆炸的地方，有烟尘骤起。我们立刻派一路记者直奔现场，可是刚到达通往“绿区”的桥边，整条路就彻底被封了，所有交通陷入瘫痪。伊拉克处理爆炸现场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封锁周边的速度。
孙虎作为常驻记者，有一个特别通行证，最后他决定步行40多分钟，将他拍摄的画面拿到我们酒店，通过卫星传输线路做报道。当天晚上，我们在几档新闻节目报道了这次爆炸。
那天是我在重返伊拉克的20多天里，第一次出现在央视荧屏上。报道结束后，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人突然反应过来，水均益又回伊拉克了！许多同事和朋友都表示慰问，让我们注意安全。那一晚，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这显然是一个信号，我们都觉得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通过阿布的内部关系，我们了解到，那天的爆炸事件实际上相当严重。
一辆汽车冲过司法部门口的检查站，一直冲到司法部大门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三名恐怖分子，端着冲锋枪对安保、军警和普通办公人员，一路疯狂扫射。他们冲进大楼之后，留在汽车里的人就把炸弹引爆了。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名恐怖分子各自占据了大楼的一二三楼，几乎同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背心炸弹。
紧接着，外交部大楼外，和伊朗大使馆前面的餐厅，也相继出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三起爆炸事件，每一起都造成六七十人死亡。如此严密的设计，可见恐怖分子有很周详的计划。
这次爆炸让我们整个报道组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领队潘林华马上召集我们开会，大家商量如何应对。但接下来的几天，意外地平静。直到3月19日，我们的《伊战十年》专题片制作进入收官阶段时，没想到，一段爆炸的画面竟会意外地撞入我们的镜头。
3月19日，我们决定在饭店房间里偷拍对面的“绿区”。因为纪录片最后一集《伊拉克的未来》涉及到对“绿区”的报道，但我们几次去“绿区”，都没有获得拍摄许可，没有出镜的画面。而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绿区”在河西岸，开窗即可拍到“绿区”，此前，摄像荣欣曾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余晖，给我们惹了个麻烦。
那天，荣欣采访回来，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底格里斯河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他一下子有了创作冲动，就把摄像机架在房间窗口上，设定了“逐格拍摄”，然后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商量工作。
在拆弹部队（EOD）的工作现场，我手持小摄像探头客串了一把摄影师。我握在手里的东西，是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重返伊拉克采访中，它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突然，有人用力地敲门。一开门，只见饭店经理带着五六个人，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开门见山问道：“你们是不是在拍对面的‘绿区’？”
我们答道：“是的，我们在拍一个落日的镜头。”
经理声色俱厉道：“我们接到对面的电话，说有人在瞄准‘绿区’，让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对岸就会派人来收拾你们。”
荣欣赶紧把摄像机拿下来，将拍摄的画面倒放给他们看：“你们看，拍的确实是日落的镜头，没有拍‘绿区’，没有瞄准某个具体位置。”他们检查过以后，表示会向对岸汇报。
他们走后，荣欣长舒一口气，惊魂未定道：“咱们在这儿拍，对面全能看到？”
我说：“废话，对岸都是什么人？美国大使馆，那是吃素的！你那摄像机的镜头一闪一闪，用肉眼就很容易发现了，更不用说高倍望远镜之类的设备了。”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许不再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高压，或许现在的政府是为了反恐为了安全，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眼睛高度监视下的国度。
为了能顺利地在酒店房间里拍到“绿区”，我们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首先关上窗户，我拿着我们制作的“绿区”示意图，向观众解说。然后，打开百叶窗，镜头在外面扫一遍，我配合着解说，哪里是总理府，哪里是共和国宫，哪里是美国大使馆。迅速拍完后，再通过三维动画进行演示。
3月19日早上，荣欣架好机器，我站在百叶窗前，拍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荣欣提议再来一遍，以便有个挑选。我又按流程把“绿区”介绍了一下，然后说：“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扇百叶窗，看看对面的‘绿区’。”就在我把百叶窗拉开的一刹那，河对岸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尽管隔着一条河，那声音依然震耳欲聋。
荣欣马上把镜头移过去，我们透过画面看到，上周发生爆炸的地点附近，又有一股浓烟升起来了。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很快出现，不到十分钟，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的鸣叫声，纷纷响起，奔向“绿区”。
我和荣欣面面相觑，一阵狂喜，完全没想到，会碰巧拍到这么珍贵的画面。这让我想起1998年的经历，我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站在楼顶，正在报道美军“沙漠之狐”对伊拉克的轰炸，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一扭头，一道亮光袭来，一枚导弹就从我脑袋后面飞过去了。后来在巴勒斯坦、在阿富汗也曾遇到类似情况，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巴格达，又有这样的际遇。
作为记者，我们都对这次意外拍摄到的爆炸，有点“喜出望外”。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铁石心肠，我们也知道，爆炸事件意味着会有人流血受伤，会有无辜的生命逝去。但缘于记者对突发事件所特有的敏感，除了悲悯和遗憾之外，我们也感受到记录和传播的责任，每当有这种“意外收获”时，心里会立刻泛起涟漪。
某天，我们发现有剧组在巴勒斯坦饭店前拍摄电影的爆炸场景（左图），同一时间，底格里斯河对岸的“绿区”附近发生爆炸，浓烟四起，荣欣在录像过程当中刚巧拍到了这一幕。当时，真实的爆炸声和滚滚升起的浓烟，让我们很紧张，但饭店前拍电影的人群却见怪不怪，依然在忙碌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血与火，真实与虚幻，战后的伊拉克充满了荒诞的色彩。
我们第一时间将画面传回国内，在各档新闻节目里做了报道。那次爆炸后，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仿佛是一场噩梦拉开了序幕。3月19日，在伊拉克全境发生了将近20起汽车爆炸、路边爆炸和自杀式爆炸，死亡人数达270多人。
这是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带来的连锁反应，太多人对伊拉克目前混乱、动荡、不公平的现状不满，于是以极端方式宣泄。然而，在爆炸中死去的，却大多是同样无辜弱势的伊拉克民众。这样剥夺他人生命残害无辜的行为，无论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极度残忍和暴戾的。
那天，当拍摄结束后，我们来到饭店南侧的直播点，跟台里做连线。那是个四层小楼，楼顶上架设了几个直播机位。楼下院子旁就是一条小胡同。我们正在直播时，听到下面有吹吹打打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迎亲。
我扭头看了看，果然是接新媳妇进门，就问身边的伊拉克雇员：“都爆炸了，还结婚啊？”
伊拉克雇员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们天天都在爆炸声中，难道我们还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不过日子了？”
这就是伊拉克人的生存哲学。对他们来说，恐怖袭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跟老婆孩子道别时，心里都清楚，也许今天就回不来了。每一个伊拉克人，都随时随地身处险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丧生。面对爆炸和恐怖袭击的伊拉克人，无处可逃，听天由命，只能以坚韧的心灵去适应和承受。
我曾问过翻译阿里：“你们伊拉克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安全。但是他的答案却是，工作。常年动荡的伊拉克，失业率出奇的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而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赚钱、要养家糊口，意味着特别现实而急迫的生存问题。
原来，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如影随形的危险，也不过是身后投射下的浓重黑影而已。
5．阿布，我的伊拉克兄弟
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烽火岁月致意。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这段友情会因为一些小事，破裂成遗憾的碎片。
这次到达伊拉克前，我们通过电话，阿布带着他儿子早早到了饭店等我。当我第一眼见到阿布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和我同岁的阿布老得这么快，十年前他只是轻微谢顶，如今头上却已“寸草不生”，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健壮，块头还在，却消瘦了不少，更显得皮肤松弛，耷拉在脸上和胳膊上。
阿布老了！我很感慨，而他的大儿子艾哈迈德，十年前是个清瘦少年，如今竟长得比他爸爸还胖，成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伊拉克男人。
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
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