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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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往直前-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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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先看到,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总统府大楼方向,很亮的光一闪,然后是一股白烟,过了一两秒,一声巨大的闷响从周围的空气压迫而来,冲击着我们的耳膜。虽然没有直接的冲击波,那声音的震撼和地面传来的震动,也让冀惠彦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
    1998年来伊拉克报道“沙漠之狐”时,我们也经历过空袭,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目标往往会投两个导弹。所以,冀惠彦拿稳了摄像机,对着那个方向就没动,可能第一下没找准,镜头不够稳定,所以他胸有成竹,稳稳地等着。没过一秒钟,又是亮光一闪,冒白烟,巨响重来。
    在爆炸声的余响中,我大声问他:“你拍到了没有?”
    冀惠彦很兴奋地大喊:“拍到了,绝对拍到了!”
    我说:“快,我们接上话筒,我现场报道一段!”
    接上话筒后,我现场临时组织了一下语言,大概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在巴格达,这里依然处在联军的密集轰炸中,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在新闻中心楼顶上工作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右前方传来了两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现场记录下了这个画面……”
    这个珍贵的画面,令我和冀惠彦特别自豪,这一趟巴格达,我们算是没有白回来。那时,整个巴格达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同时遭遇空袭,我们让杨小勇赶快联系传送,我们接下来还能想办法赶紧拍到更多的东西。
    当时,那个土耳其电视公司的帐篷里,还有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有人看到了我们的画面,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一下子都围上来,跟我说:“这个画面也给我们用一下吧!”
    我心里那个得意啊!
    以往我们要是想用一些外媒的珍贵画面,要求他们资源共享时,一般都要付相应的价钱。我不是没有商业头脑,但这正是为咱们中国媒体、中国人长脸的时候,所以我很痛快地回答:“没问题,for free(免费)!但是你们要打上‘资料来源CCTV’。”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OK,OK!”
    后来,我看到美联社在传素材时,清清楚楚地在提示板上写着:“来源CCTV(中国)”。
    这是我们2003年去伊拉克采访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我们拍到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首都巴格达最独家的一段画面,靠的是冀惠彦和我们整个团队一种不要命的勇敢,当然还有媒体人的专业和敬业。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一定会告诉他,那时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在世界大事的话语权上,西方媒体总是占据主导,而这次,他们也得引用中国媒体的素材,在这次新闻大战中,我们拿下了含金量颇高的一分!
    当天晚上,我们入住在新闻中心旁边的曼索尔饭店,又经历了几次空袭。夜里,在那个窗外就能够看到底格里斯河的酒店里,我们做了一件事:台里说《东方时空》要做特别节目,要录一段我们的访谈,每个人都要对着镜头,说说重返巴格达采访的感受。
    冀惠彦先给我们俩拍,轮到冀惠彦被采访时,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拍。”虽说我不是摄像,但是这么多年来,看也看熟了。开机关机推拉镜头什么的,操作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那一晚的录制,非常难忘。一直处于奔波忙碌中的我们,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说一些真心话。外面仍然时不时地响起防空警报和爆炸声,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拼搏,如今又重回战场的我们,依然在茫然中守望理想,战争刚刚爆发第六天,前程未卜,明日未知,联军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攻进来,我们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成为空袭目标,甚至下一刻是否还活着,都是未知数。唯有平静审视,回溯历程,才会陡然发现那个浅显的事实: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不舍和牵挂。
    面对镜头,感慨像滚烫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每个人都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人生,谈采访的感受,谈此时此刻的心情,谈自己对于新闻事业的认识。而当我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冀惠彦说起了他的母亲。
    他说:“我们是2月5日出发的,6日是我母亲的生日,我之前一直没告诉她,我这趟要去伊拉克采访。每年老太太的生日,我都要买个蛋糕跟她一起过。但是这次因为之前要忙很多事,忙到很晚,没来得及提前订蛋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蛋糕店,人家都要关门准备过春节,我跟他们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那家店专门留了一位师傅,帮我现做了一个蛋糕。我拿上那个蛋糕,就上老太太那儿去了,跟她说:‘妈,祝您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年没法陪您过了,我明天要去一趟新疆出差。’那时候,只能那么说,说是新疆,不想让老人家担心……”
    说到这一段时,我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很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声音也开始哽咽了。我在《东方时空》当了多年记者,经常听到我们摄像评讲时说,哪个细节抓得好,什么时候该注意特写等等,那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把镜头推上去了,捕捉到那位硬汉军人记者热泪盈眶的眼部特写。
    这是我认识冀惠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非常优秀的记者,非常孝顺的儿子,在异乡流下的真诚的眼泪。
    在那个尽情倾诉衷肠的夜晚,我们暂时卸下职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担子,赤裸裸地翻阅着自己的情感,就像是提前面对自己人生终结前的那一刻,为挚爱的家人留下最后悲壮的话语。
    我也倾诉了许多,也想念着许多人,想念近八十高龄的父母,想念着还未长大成人的女儿,我不愿他们为我担心,却一次次踏上让他们担心的旅途。我没有太多漂亮的言辞送给他们,在镜头前游刃有余、滔滔不绝的我,在表达情感时,却非常木讷与词穷。所以,我只能在我擅长的环境里,面对镜头,说出那些真心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脆弱和真实,只能掩藏在暂时安全的夜色里,当第一缕曙光照亮这个罹受苦难的城市时,我们又将抛弃这些柔软,披上坚硬的盔甲,踏上那追逐真相、记录历史的征程。
    10.别了,巴格达
    在空袭和爆炸声中,我们度过了不眠一夜。电力基本切断,我们就打着手电拍摄。录制完访谈睡下时,已经凌晨4点多,但早上7点我们就起来了。哪怕只有3小时的睡眠,我们也是在不断楼上楼下折腾中断断续续睡过去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新闻中心的楼前,碰上了闾丘露薇。说句心里话,和她再次相逢在巴格达,感觉颇有些微妙和尴尬。一方面,由于她的勇敢举动,使得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央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个人对此心情也很复杂,因为我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过她,如果她当时进入伊拉克时能打声招呼的话,我也不至于会如此被动,我多少有点被涮了的感觉。
    当然,在我们见面时,我们依然以朋友的方式互相打招呼,寒暄,交流目前掌握的信息,问问现在还能拍到什么东西。当时的巴格达一片混乱,并不是想要去哪里采访,就可以去,虽然之前的官方“陪同”没有了,但是依然会有监视存在。我们聊了一下局势,聊了一下采访技巧,然后就分开,各自工作去了。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她的做法。后来她接受采访时,说她进入伊拉克时关掉了手机,没有跟她的台领导说,为了保护电视台,也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是跟我很类似的想法和故事,虽然我从未找她印证过这件事。
    与闾丘露薇分手后,我们又到了几个街区和居民区,做各种采访,然后传送。一整天没歇没停地过去了,我都忘了那天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是有什么吃什么,抓着一口是一口。阿布给我们送了一次水和食物,然后说家里很乱,要回去看看,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们在曼索尔饭店住了一晚,耳边尽是爆炸声和混乱声,觉得不安全,听说一些西方记者搬到了巴勒斯坦饭店。一打听,饭店客满,我们只好住到巴勒斯坦饭店后面一家招待所。
    人生下来就会有天生的恐惧,更不用说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并非不怕死,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是因为有更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们,有更重大的使命感在召唤我们,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能够压倒一切对死亡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空袭和爆炸继续,我们继续楼上楼下地跑。我和冀惠彦拎机器,杨小勇负责配件,躲避、上楼、楼顶拍摄,来来回回,一有轰炸就发送报道。那一夜我们又几乎没有合眼。
    我们走的时候统计了一下,从进入巴格达到又一次“被撤离”,满打满算一共67个小时,将近三天三夜,我们没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一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人不是铁打的,能不困吗?但是一方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巴格达,“故地重游”,简直像打了鸡血,处于特别亢奋的状态;另一方面想睡也没法睡,因为耳边萦绕着爆炸的声音,或左或右,忽远忽近,隔一会儿就来一下,这种紧张程度,怎么可能睡得着?
    我们如此坚持,其实就是为了离现场再近一些,离新闻更近一些,但是闾丘露薇的出现,再次带来了坏消息。
    第三天,新闻中心通知说伊拉克宣传部长萨哈夫要举行一个发布会,要说说萨达姆现在怎么样。所有的记者都集中在那儿,盼望着。我们参加了发布会,并无新事,但出来的时候碰到闾丘露薇,她却带来了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
    她说:“我们台里让我撤,我准备明天走。”
    “你不能走!”我如五雷轰顶,脱口而出,“我们两家在这儿,是一个背靠背的态势。你凤凰卫视在这儿,我中央电视台在这儿,你不走,我也就不走。而且我跟我们电视台已经都说了,现在我们根本走不了,相对安全的恰恰是在巴格达。出了巴格达,根本没有安全可言。这一路就没有安全的路线设计,怎么个走法?”
    闾丘露薇不语。
    伊战爆发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在向时任伊拉克宣传部长的萨哈夫提问。为这次新闻发布会,我又塞钱又说好话,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争取到一席位置,并抓住机会向萨哈夫提问。照片的左下角,是一位被西方媒体雇佣的伊拉克人。十年后重返故地时,听说他已经牺牲了。战火无情,当时如果不是领导下死命令让我们撤回,也许我们也会成为这战争祭品的一部分。
    我着急了,话也很难听:“你先进来了,然后一看我们也进来了,你掉头就走?你这不是想把我们拽走吗?因为你一走,我跟台里没话说了。我说我们走不了?台里跟我说人家凤凰都撤了,你怎么不能撤?你可不能这么干,咱们两家攻守同盟,你跟你们台里也说,我跟我们台里也说,我们保持一个统一的口径,就是离、不、开!现在巴格达是相对最安全的地方,出不了!我们若要出去,根本就没办法保证安全。我跟台里说凤凰卫视也不走,你就说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他们那边还正准备大干。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不能走!”
    我和她站在新闻中心的门口,为这件事说了起码有一个多小时,心机费尽。我话里甚至带点强制:“你千万不能走,你要走,你真的会让我很被动!”
    她到最后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我再想想,因为,台里确实给我下了死命令,我没办法。”
    没过多久,罗明副台长的电话就来了,召回的金牌随之而来。
    “小水!”罗台的语气不容商量,“台里决定了,而且有关部门也跟凤凰卫视商量了,中国记者不能待在伊拉克,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使命,现在必须得撤。你们和凤凰卫视一块撤。”
    我脑子又“嗡”了一下,还不死心:“罗台,你得相信我,我们在现场,这两天爆炸没停,空袭没停,确实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在巴格达有一些屏障,有一些房子和地下室,都可以保证安全。要现在往外撤,先不说我们来的多不容易,起码我们撤出去没有安全系数……”
    “这事没商量!”罗台打断我的话,“铁板钉钉了!你不信去问问凤凰的闾丘。这是商量好的,她也得撤。”
    赵化勇台长就在罗台身边,他接过电话,命令一模一样。两位领导轮番上阵,我都有点急了,甚至带上了哭腔:“那不行,你要这样那我不走。”
    罗台也急了:“小水,你要不走,还是那句话,关窗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们接到的死命令。”
    不到10天时间,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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