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论哲学家。
寻求教育改革对化学论者和机械论者来说是共同的目标。但到了17世纪中叶，这两派把其主张视为根本对立。这两派中当然是化学论者对激进的变革最感兴趣。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希望用新哲学来为人类和共和政体造福。这无疑是源出于自然法术——与妖术（black
magic）相反——的目标。自然法术家寻找隐藏在自然界的秘密以便将它们应用于实践。在小宇宙层面上，尽管这在别的领域也会产生结果，但它鼓励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去寻求一种新医学。对于弗兰西斯·培根来说，如果自然法术不具有实用性，那么它就一无是处。他坚决主张，要对各种技艺进行全面考察，以便通过深入研究使其得到提高。他希望建立每门技艺各自独立的“历史”，这后来成为早期伦敦皇家学会以及17世纪所有其他科学学会计划中独具特色的部分。
早期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665年创刊）反映了培根的这一实用目的。与纯科学论文一起发表的是能让医生受益的医学报告。早在1665年，该学会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考察农业状况并提出可能改善的建议，这些人特别重视普通的农产品。该学会还鼓励其会员和通信会员交流他们对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植物的观察资料。他们也鼓励那些关心航海的人。因此，我们发现了对新的计时装置（用于确定经度）的详细描述，也发现了在地球的不同地区磁性的变化。采矿被认为极其重要，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有关矿山和矿石的报告。同样，他们还讨论了各种新产品及其制造过程。经过改进的犁、会说话的喇叭、建筑石块、铁的制造、金属铸造、啤酒酿造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产品都得到了详细的描述。毫无疑问，培根对此是会赞许的。
这种对实用的偏好长期以来被当成是新科学的主要特征而受到关注。但在此目的上，化学论哲学家与培根派学者们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他们的医学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且他们公开蔑视那些学术界只懂理论的内科医生。赫尔蒙特向盖仑的信徒提出挑战，要求做一个试验来决定未来医学的方向：
“让我们从医院、军营或者其他地方挑出200个或者500个有发烧、胸膜炎等病症的穷人，把他们分成两半。然后抽签决定其中一半由我负责，另一半由你负责：我将不用放血和清肠的疗法来治愈他们……然后我们看看各自会有多少病人亡故。”
他的追随者在几十年间反复提出这个挑战，但没有找到一个应战者。
对于其他人来说，通过农业改革和新型化学战，化学被视为国家的潜在救星。帕拉塞尔苏斯的确著文论述了肥料中存在着一种予生命的盐（life…giving
salt），并认为这就是肥力之所在。这个题目很快被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伯纳德·帕利西（Bernard
Palissy，1510—1589） ①抓住，并用来讨论泥灰用作肥料的问题。到该世纪末，英国的休·普拉特（Hugh
Plat，1552—1608）②对农业实践中使用较新型的肥料发表了长篇报告。在他看来，这给国家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他的报告还反复使用帕拉塞尔苏斯派的生命精气和化学理论来讨论生殖和生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在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实验——因此，当我们发现皇家学会所试图建立的最早的培根派“历史”之一就是农业史时，我们也许并不会感到惊异。尽管该委员会的全部成果从未出版过，但这些确实流传下来的报告却再次表明，他们是通过传统的化学方法研究这一课题的。
①法国陶器搪瓷匠人、自然科学家。对化石的本质和地下水的形成有正确认识。因宗教信仰被判死刑，死于巴士底狱。——译注
②英国农学家。1600年提出了穴播小麦的方法。——译注
化学论者对化学战的兴趣在约翰·鲁道夫·格劳伯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体现。在17世纪下半叶的化学论者中，格劳伯的威望被认为仅次于范·赫尔蒙特而位居第二。由于亲身受到三十年战争（the
lhirty Years’War，1618—1648）③这一灾难性事件的深刻影响，格劳伯撰文认为，需要维护法律和秩序，但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把德国建成“世界霸主”。这一目标可以部分地通过新的经济繁荣、部分地通过新的军事技术来实现。两者都是恰当运用从化学论哲学获得的化学知识的结果。
③指1618—1648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译注
经济繁荣可以通过对化学论哲学的新关注来实现。那些在丰收之年和歉收之年都饱受严重损害的农民，可以学会在丰年把他们多余的粮食浓缩成麦芽汁，这些麦芽汁日后可以用来酿造啤酒。种植葡萄的农民也可以从同样的过程中受益。假使如此，他们须把葡萄汁蒸发到蜜一般浓醇，这样就能够保存任意长的时间，然后在发酵之前再兑水还原。这样酒商不仅可以节约运输费用（如果需要装运的话），而且还可以囤积产品直到所需之时，从而获取可观的更大利润。
这样农民们不再浪费粮食而能保障自己的富足。但刚发生过的战争表明，精明的农业管理无补于战争中士兵的破坏。国家必须要有能力保护人民，保护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谁也不能说出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正如格劳伯所写的，他听说上耳其人正在行动——而且近期发生反常的风暴和地震，还出现了一颗罕见的彗星（1662年），这一切确实表明了神的不悦。对于格劳伯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正迫在眉睫。因此，国家必须用自己开发的新式武器来武装自己。他描述了一种长型“军用手杖（warlike
canes）”，可以用它来喷射酸雾或者酸雨。围城中的保卫者用这种方法能使敌人致盲。或者，如果是基督徒的军队在进攻，那么用这种灌满同样酸液的小型手榴弹就可以把敌人要塞隙望塔内守卫者的眼睛弄瞎；然后就可以打开城门，以便基督徒的军队能够进去。
格劳伯充分意识到这里包含着一个道德问题。他的发明击退了一些敌人，因为别人会因它而严重致残。但格劳伯回答说，火药与他的酸是极为不同的，前者会“消灭和杀害众多的人”，
“而用我的这个发明，就不会有人遭到杀害，还能从敌人手中夺取胜利，那些被活捉而成为俘虏的人可以强迫他们做工。在我看来，这总比把他们杀死更有利。”
无论如何，“我们用弄瞎眼睛来打击我们的头号敌人土耳其人，为的是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妻子儿女，难道这不合法吗？”
十分有趣的是格劳伯还预见到，一些新式武器有可能被叛徒出售或者在战斗中落人敌手。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泄露出去，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机智敏锐的人”应该不断寻求改良现有武器和发明新式武器，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必须制定这样的研究计划，“我相信，未来战争与迄今为止发生的战争不同，它将依据另外的方式进行。武力必须让位于技艺，因为技艺有时的确能战胜武力。”
教育改革、农业改革以及化学战是化学论哲学家们试图完成实用目标的有趣事例。而这些事例还具有更大意义，它们表明尽管这些化学论者同机械论者和科学学会的早期会员（化学论者很少参加这些组织）也许有过唇枪舌剑的斗争，但他们也像其科学和医学上的论敌一样，十分关心用知识来造福人类和他们的国家。
的确存在一场科学革命，但作为一场革命，它是一个长期的事件。我们所记载下来的巨大变化发生于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中。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期来说，以费奇诺和帕拉塞尔苏斯的知识继承者为一方，以安德纳希的金特和波伊巴赫的知识继承者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和相互影响。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炼金术士同他们的论敌盖仑的信徒和托勒密派（或哥白尼派）的学者不断论战，直到完全进入17世纪。也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交流最适当地划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界线。科学的其他方面能够发生变化并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对这场论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1660年之后几十年间新科学学会的发展，可以看做是实现了早期的科学乌托邦。虽然培根派学者和机械论者在这些组织中的人数占有统治地位，但皇家学会并没有排斥像伊利亚斯·阿希莫勒这样杰出的炼金术士。至于约翰·韦伯斯特，他把皇家学会的杰出研究当做写作题材，对他来说，这似乎就是在实现化学论哲学家的梦想。
我们已经按照年代顺序讨论了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即从赫尔墨斯全集的翻译和波伊巴赫著作开始，到范·赫尔蒙特和早期机械论者著作的面世为止。但是，如果有人假设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所有证据都在17世纪第三个25年中消失了，那么这是不正确的。波义耳的著作带有范·赫尔蒙特早期著作的强烈色彩，而且他是其同代人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人。艾萨克·牛顿很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以至于现在有些学者断言，炼金术是其物理学理论的真正基础。但这种断言仍未得到证实；牛顿的《原理》（1687年）中并没有关于炼金术的形象化描述和推测。牛顿的著作在两个世纪里关于真正的宇宙体系的论战中达到了顶点，至今仍然是现代物理学各分科的基础。但对我们来说，牛顿值得关注还有第二个原因，他发表了关于光学的实验研究成果以及对物理学定律的数学论述，却把自己的炼金术手稿封存起来。
牛顿的活动对后来的科学史具有象征意义。18世纪是启蒙运动时期，也是理性时代。这一时期的科学是“牛顿派的”，因为它以定量化为特征并在描述和阐述自然现象时运用了数学抽象的实验科学。这是各学院和学会的科学，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众所周知的神秘主义和法术加以摒弃和贬斥的科学。但事实上，炼金术作品在18世纪仍然继续出现，其速度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一样快。尽管如此，早期的论战已经不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些论题不再是科学主流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交锋此时正处于休眠期，它只有在新世纪的黎明到来时，伴随着自然哲学的兴起，才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获得复苏。
进一步阅读建议
文艺复兴时期仅与科学和医学有关的文献，不但卷帙浩繁，而且高度专业化。因此，本文主要限于英文书籍类的研究文献。但是，也有许多例外，读者将会发现本书还列出了以其他语言写成的许多文章，甚至还有几部长篇著作。尽管本书的重点是放在这一领域中最近的研究上，然而所做的实际努力已经表明英语文献中丰富的原始资料资源。
如果没有阅读欣赏过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Basel，1860），要想写出任何这类文章将是不可能的。可资利用的还有许多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in
Italy）那样的英文译本。那些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哲学背景感兴趣的人，还应该参阅保尔·奥斯卡·克利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Eight Philosopher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Stanford，1964）、《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一：古典的、经院的和人文主义的世系》（Renaissance Thought
I：The Classic，Scholastic，and Humanist Strains，New
York，1961），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之二：人文主义与艺术论文集》（Renaissance ThoughtⅡ：Papers
on Humanism and the Arts，NewYork，1965）。弗里德利希·B·阿茨（Frederick
B．Artz）撰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300…1550）》（Renaissane Humanism
l300…1500，Oberlin，Ohio，1966）对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进行了简要描述，而亨利·奥斯博恩·泰勒（Henry
Osborn Taylor）写的《16世纪的思想与表达》（Thought and Expres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2 Vols．1920；2d rev．ed·，New
York，1959）是一部陈旧但具有总括性的著作，该书试图涵盖这一时期知识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些对在布拉格鲁道夫二世宫廷中从事的时而怪诞的科学和神秘主义研究感兴趣的人将发现，伊文思（R．J．W．Evans）的《鲁道夫二世和他的世界：1576—1612年知识史研究》（Rudolf
Ⅱand His World：AStudy in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