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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164。 当然他或许也承认，日本以压倒性优势火力，已征服了1/4中国。
② 蒋1942年1月7日给罗斯福的电报，见秦孝仪，《大事长编》，p。1847。
蒋对魏菲尔生气，也对英国的能力和耐力感到不安，但这都不影响他力挺在缅甸军事地位快速恶化的盟军。30多位飞虎队飞行员声称，他们一连10个星期在仰光上空击落日机217架、可能也摧毁另外43架。这些兴奋的飞行员过去从未打过仗，即使真正的“战绩”只有他们声称的一半，也是了不得的表现①。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p。130…131。
魏菲尔很快就明白他的确需要中国人助阵，紧急向重庆求援。蒋立刻命令国军第五军、第六军和六十六军开拔。这批部队具备一般国军没有的优势，他们拥有卡车，几星期内就进驻仰光北边150英里的同古镇（Toungoo）。
同时，罗斯福在除夕发电报给蒋，表示他已取得西方盟国同意，提名蒋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感谢罗斯福此一提名，要求罗斯福简派一名能干的美国高阶将官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说，这个人选不必一定是亚洲专家或中国专家，只要他“有工作热忱、性格良善和能力”就行。蒋提议，受命担任此职位的美军将领将获得对缅甸中国部队的“执行控制”。但是，他也强调此人必须向他报告①。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推荐他最亲近的好友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出任这个职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1； 1941； box 42； folder 4；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6。
史迪威在1940年成为中将师长，次年突然跃升为军团司令。珍珠港事件前6个月，他被提名为美国陆军最佳军团司令①。史迪威会见史汀生部长时表示，此行任务成功与否端视蒋介石是否肯把部分国军交给美国人指挥。史汀生向他担保说，蒋本人就是这么提议的。两天后，史迪威和马歇尔见面，又提及只要他获得“指挥权”在中国成功的机会很大——他在日记里特别用大写字体标出这个字词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199…213。
② 同上注，p。243。史迪威曾说，中国可能还需要两个世代，才会出现一流将才。（同上注，p。172）
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曾于1920、1930年代在中国任职，能通中文，公认是美军里的中国专家。绰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史迪威，身材瘦削、鹰钩鼻、言词刻薄。尽管他和蒋一样块头不大，但却是一位强悍的将领，以直言不讳自豪。他也和委员长一样是行动派，相信意志力和人的精力可以改变世界。
在西方记者和他的军中同僚眼中，史迪威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但却导致他过度简化复杂的问题，低估蒋介石、毛泽东这类人性格上的细腻度。他可以热心、大方，但是在评断别人时却“严厉无情”，甚至是恶毒①。
① 同上注，p。172。
尽管他的政治观点保守，史迪威和许多美国观察家一样，深受史诺、伊罗生等同情中共的作家之影响。他相信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只是想要“依合理的条件取得土地所有权”。他也深信“中国人没有成为共产党的性格特质”，因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不是个马列主义政党。反过来，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是个残暴、无思想的独裁者，没有宗旨目标，“一事无成”①。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之中，中国又深陷内战，蒋花了极大精力和资源，以德国器材、训练和武器打造现代化部队和国防工业——全由中国自费供应；他又采取其他措施，如禁止在沿海地区建造新工厂，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准备。可是，当时担任美国驻华陆军武官的史迪威却报告说，以准备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言，蒋“毫无意愿做任何事，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准备迎战一个第一流的大国”。在史迪威心目中，蒋根本没有价值、没有治国技能、没有将才、除了为个人集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福祉毫无兴趣；没有爱国、勇气、忠诚、责任心、荣誉感等等值得称道的人性特质，也缺乏学术或文化兴趣②。对史迪威来讲，人都是可以具体分类的，没有细微差异这回事。
① 同上注，p。153。
② FRUS（1937）； vol。3： The Far East； p。258。
宋子文此时奉派驻在华府担任蒋的私人代表及中国军事采购团团长。获悉史迪威将担任蒋的美籍参谋长时，宋向蒋报告史迪威是个声望卓著的军官。蒋答说：“非常欢迎”史迪威。华府方面提议，史迪威不仅担任蒋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还兼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并督导中国境内之租借法案物资。蒋告诉宋子文，如果两国政府对如何作战出现歧见，这可能会发生问题。不过，蒋还是同意了，只是强调这位派到中国来的美国高级军事代表必须“听话”——听最高统帅的话。中文的“听话”就是“遵循或服从我说的话”。宋子文向史汀生强调，史迪威“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指挥”①。
① 蒋1942年1月22、23日给宋子文之电报，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852…1853。
新年伊始，蒋注意到中国终于被接受为四大强国之一。由于担心洩密，中国没被允许参加盟国联合参谋长团（Allied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但其他方面的姿态都让蒋很放心：美国确实重视中国的战略角色。宋子文奉蒋指示，争取到5亿美元贷款，其中一大部分是用在让民众以法币购买美金公债。不幸的是，它没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使一些有办法的人、甚至部分在华美国人从中获利①。
①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p。231…240。
第五章：蒋介石和他的美国盟友
1941年底，原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根据租借法案承诺供给的武器、补给和器材设备（给飞虎队的100架P…40飞机不计），总价1。45亿美元只运交了2600万。其中多数堆在仰光码头，等候火车北送到腊戍及滇缅公路的起点①。即使缅甸到云南的715英里，一路上窃盗猖獗，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每个月仍有2万吨物资送达目的地②。
① 据报导，每一卡车处罚时所载的货，由于管理及维修失当加上非法盗窃，等送到目的地往往只剩下1/3。见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in Seeking Foreign Military Aid and Cooperation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46；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1952；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2）； p。45。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45。
蒋介石认为日军可能会封锁滇缅公路，因此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印度。一旦失去滇缅公路，除了通过陷入战火的俄罗斯，再南下外蒙古和新疆此一不确定的路径之外，中国与外界联通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条空中航道①。或者，也可设法从印度东北部开辟一条穿越缅北山区的公路。可是，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虽然反对日本侵略，却不肯支持英国的作战，有些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乐见印度被日本“解放”。蒋希望亲自出马，劝说甘地和另一位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上合作，或至少不破坏英国对日的作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关键的开打阶段，这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飞往印度。盟国阵营里没人把它看做重要大事，也不认为反帝国主义的旗号可让此举变得可行。
① 1942年2月4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
2月4日，蒋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先到了腊戍，与缅甸英军司令官胡敦（Thomas Jacomb Hutton）将军在此进行午夜会谈。经过宋美龄的翻译，委员长重申他愿意把刚抵达缅北的中国部队，交给英国指挥。不过在听到胡敦表示缅甸英军已在“灾祸边缘”后，他立刻改变主意。试图撤退到锡唐河（Sittang River）的的第17印度师团已被截断，兵员折损一半；现在日本人要去仰光根本是畅通无阻。委员长此时对英国人守住缅甸的能力失去信心。他决定不要让他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卷入“不必要的消耗战”①。
① Alan K。Lathrop；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2； no。2 （September 8； 1981）： 409…410。
蒋在2月8日抵达新德里。食古不化的帝国主义者邱吉尔，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竟然在“英王的印度”做官方访问时，提议会晤“近乎造反者”的甘地，大为生气。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向邱吉尔报告，蒋真心相信他个人对两位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影响，对盟国的目标有帮助，并表示他（卡尔）“对蒋的用心和判断力都信心十足”。但是，邱吉尔坚决不让蒋到瓦达镇的甘地住所拜访，而甘地本人也不肯到殖民政府所在的首都新德里。最后，蒋介石和甘地于2月18日，在加尔各答市郊一处灵修中心碰面。两人都是领导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有许多共通点——在宋美龄的翻译下，两人足足谈了五个小时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
蒋告诉甘地，印度继续支持盟国是非常紧要的。这位身形枯槁的领袖表示他同情中国，所以不会妨碍对日本的抵抗。几个月之后，甘地给蒋一封亲笔信说：“我认为我们俩在加尔各答那5小时坦率、真诚的讨论，是我这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验。”甘地表示，针对英国的非暴力反抗将会继续，但是他“保证（他的）一切行动都将经过审慎盘算，避免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①。蒋对盟国大业做出一份重要的外交贡献——虽然邱吉尔一点也不领情。
① 甘地给蒋的信，在蒋1942年6月22日给宋子文的电报可见文摘，T。V。Sonng Papers； box 36； folder 5；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8； 1942； box 42； folder 7。
蒋回到重庆，又拍发电文给罗斯福，谈到英国和荷兰应该仿效美国对菲律宾的榜样，清楚地允诺所有殖民地的完全独立。蒋认为，这是确保殖民地人民真正效忠盟国大业唯一的方法。他在这封电文里，大量引述他和“一位印度朋友（甘地）”的谈话①。罗斯福把信息转给邱吉尔，邱吉尔不太高兴。
① Chiang telegram to Soong； March 15； 1942； T。V。Soong Papers； box 36； folder 5。
2月27日，蒋氏夫妇在儿子经国的陪同下，飞回缅甸的腊戍，再次会见胡敦将军。蒋觉得这位英国将领一副缅甸已失守的样子，而且似乎已准备撤退到印度。不到一个星期，仰光沦陷，这进一步摧毁了蒋委员长对于把国军投入缅甸保卫战一举，仅存的信心。次日，从加尔各答前往重庆的史迪威，在腊戍短暂停留，受到蒋“客气的欢迎”。当着他的面，蒋以他一贯的“尖嗓子”向国军第5军、第6军高阶将领宣布，今后他们只接受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很高兴地继续飞往中国①。
① Joseph W。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ed。 Theodore H。White（白修德）（London： Mac…Donald； 1949）； pp。69； 70。
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之后，立刻和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史迪威叙述他的在华职责，但是他注意到史迪威没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蒋问：“你是不是我的参谋长？”史迪�